2020年的回旋镖，打中2024年的中信银行？
2024年首批银行业罚单，中信银行再度上榜。
之所以称之为“再度”，是因为在一个月前的2023年12月1日，监管总局发布行政处罚决定，对中信银行处以合计22475.18万元，折合约2.25亿元的罚款。
几乎刷新了银行业最高罚款金额记录的同时，对中信银行处罚的缘由也高达56项，其中全都源自2020年东窗事发的原行长孙德顺贪腐事件。
巨额处罚的风波还未平息，2024年1月5日，监管总局又发布了银行业首批罚单。其中，由于部分重要信息系统应认定未认定、数据中心机房演练流于形式等6项，与银行数字化建设相关的数据安全问题，中信银行被处罚400万元。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3年12月29日，中信银行刚刚获得“2023年度数字化先锋企业”的美誉。
在这强烈的反差背后，中信银行管理层是否依旧存在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紧密关注。同时，也有更多声音发出质疑——
来自2020年的回旋镖，是否在2亿元罚单之后，又一次命中2024年的中信银行？
一、管理缺失业绩下滑，贪腐事件挖空中信银行“地基”？
2020年的孙德顺贪腐事件，或许至今仍在影响着中信银行。
回顾这位中信银行原行长的任职过往，从2011年10月加入中信银行担任党委副书记，到2019年2月以行长身份退休，孙德顺在中信银行任职了8年左右。
在退休一年后的2020年3月，孙德顺被通报落马。此后经过了3年左右的审查，最终在2023年11月查明犯罪事实，认定其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取财物折合人民币高达9.795亿元。
考虑到孙德顺加入中信银行后，可能存在的“野心蛰伏”时期，这一笔累计接近10亿元的贪腐受贿，整体用时甚至要远小于8年。
受贿金额的巨大，以及作案时间的疯狂固然令人触目惊心，但更值得警惕的是，如此庞大的贪腐局面，其背后究竟涉及了多少“关系网”，中信银行管理体系中又有多少人“助纣为虐”。
随着2023年底那份超过2亿元的罚单一起公布的，还有对部分涉案人员的处理结果。
作为受贿主谋，孙德顺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时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副行长兼风险总监的宋柯，被警告并罚款6万元；时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行长的周华，被处以警告并罚款7万元；时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行长的曹黛英，被警告并罚款7万元；时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副行长兼风险总监的陈鹰，被处于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
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除了这几位分行的行长、副行长，中信银行在孙德顺贪腐过程中，管理层的“地基”，究竟被挖空了多少？
近期频繁的管理层人事变动，或许就是最直接的证明。
先是在2023年4月17日，因工作安排需要，中信银行前任董事长辞去该行董事长、非执行董事等职务，由方合英代为履行该行董事长职责，刘成代为履行该行行长职责。2023年8月份，两人的代任职责也转变为正式职位。
没过多久，在罚单发布的前一天，2024年1月4日，中信银行又进行了一轮新的管理层人事变动。通过天眼查可以看到，董事（理事）、经理、监事职位都发生了变更，陈丽华、何操、钱军退出，新增周伯文、宋芳秀、王化成。
考虑到2023年8月23日，中信银行上述职位刚刚经历过一轮变更，银箭财观有理由认为，从2023年至今，中信银行都面临着高层人员变动导致管理动荡的风险。
联系到孙德顺贪腐事件审判结果也在同一时间段发布，未必没有可能，是2020年案发后带来的负面影响，直到如今都没能消化完毕。
就像2024年第一张罚单中，监管部门提及的六条处罚原因，大都指向了中信银行在数据安全环节，有着不小的管理缺失。
例如前三条——部分重要信息系统应认定未认定，相关系统未建灾备或灾难恢复能力不符合监管要求；同城数据中心长期存在基础设施风险隐患未得到整改；对外包数据中心的准入前尽职调查和日常管理不符合监管要求，部分数据中心存在风险隐患。
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监管部门认为中信银行对于数据安全疏于重视，无论是内部运作还是外包管理，都存在不合规的风险隐患。
而后三条——数据中心机房演练流于形式，部分演练为虚假演练，实际未开展；数据中心重大变更事项未向监管部门报告；运营中断事件报告不符合监管要求。
似乎可以视为，监管部门对中信银行管理层，在数据安全管理过程中可能存在“做表面文章”的警告。
在罚单之外，管理层频繁变更可能导致的风险，也体现在2023年前三季度，中信银行下滑较为明显的业绩表现。
根据中信银行三季度财报披露的数据，2023年前三个月，中信银行累计实现营收1562亿元，同比下降2.62%；累计实现净利润514.33亿元，同比增加9.19%。
其中，一季度中信银行营收同比下降4.94%，半年报披露上半年营收同比下降2.05%，如果四季度无法止住下降颓势，2023年全年营收或许会出现大幅跌落。
尤其是2023年前三季度，中信银行的盈利增幅远低于2022年同期的12.81%。在12月底被开出的2亿元左右罚单影响下，可能也会导致全年净利润缩水，盈利增长出现停滞。
如此一来，新团队能否尽快消弭贪腐事件余波，并带领中信银行走出困境，正在成为现阶段各方面最关注的环节。
二、数字化转型困局难破，中信银行“先锋”难做？
放眼整个银行业，中信银行暴露的数字化管理缺失问题，其实并非个例。
数字化银行的命题，算得上是国内经济层面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由于缺少成功案例经验，以及成熟的理论支持，各个银行的管理层，对于如何推进数字化银行建设，都有着共同的困惑。
经银箭财观总结归纳，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以下多方面的挑战：
首先，客群发展陷入瓶颈，制约了银行数字化业务的拓展节奏。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现有的客户发展策略可能已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银行所需要寻找的新突破口，主要集中于借助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实现精准营销，进一步拓宽客户群体。
然而目前的技术手段，还无法实现理论状态下的客群探索效率，银行数字化建设的道路，整体上仍是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艰难过程。
其次，数据安全问题频发，需要银行加强技术防范措施。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银行业务日益依赖数据展开，如何确保数据安全成为整个社会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银行作为核心金融部门，需要加强技术防范措施，提高数据安全性，防止敏感信息泄露，确保业务的正常运行。
只是如同中信银行刚刚收到的罚单，数据安全对当前市场而言仍属于高新领域，对许多管理层人员而言，接受度很难短时间拉高。同时，在业务组建过程中，也需要大量专业人才填补日益加大的技术缺口。
第三，组织的敏捷性有待提升，以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
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下，银行需要一个更加灵活、敏捷的组织架构，以便迅速应对市场变化。这意味着银行必须打破传统的组织壁垒，提高部门间的协同效率。
受限于银行的金融机制，维系经济结构稳定始终是第一位的。如果进行大规模的组织架构重组，不仅会影响到银行的经营活动，还可能带来更大的衍生影响。
第四，银行数字端产品设计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和创新性，需要加强研发能力。
数字化银行的建设，离不开终端APP产品的配合。此类产品的设计，应以客户需求为核心，致力于提升产品创新性与适应性，同时对产品竞争力也有不小的要求。
这也意味着，银行方面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资金成本，来组建IT相关团队。如果寄希望于第三方外包团队，又离不开管理人员的密切监管，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导致冗员、管理结构繁琐的风险。
最后，数据治理能力薄弱也是一大问题，需要建立完善的数据管理体系。
完善的数据管理体系，关联着数据质量、安全和合规性的综合保障。不仅对银行管理层提出了更具技术性质的专业要求，同时在数据治理能力方面，也关联着更广阔的前瞻性决策视野。
由此可见，银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涉及了许多传统银行管理之外的方方面面。想要正视这些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离不开时间和经验的积累，以及专业团队的长周期培养。
这也意味着，中信银行因为管理层的“历史遗留问题”，收到的2024年首批银行业罚单的同时，仍能成为“2023年度数字化先锋企业”，并不是一件矛盾的事情。
毕竟成为“先锋”的同时，也意味着是行业的探路者。努力与成果不成正比，难道不正是披荆斩棘、努力前行的道路上，必不可少的常态吗？
在当今时代，随着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金融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传统金融的面貌，引领金融业迈向全新的变革。根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指示，银行需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这五大领域的深度探索与实践。
数字金融，将是中信银行等银行下一阶段市场竞争的关键所在。对于中信银行能否走出阴影，重回增长，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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