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2019，追星文化四十年
作者：玖姑，来源： 看理想
这个世界上，永远有20岁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偶像。
在心理学中，有一个能够解释追星的原理，叫作“投射效应”——是指崇拜者将自我的某种梦想、欲望和缺憾投射到偶像身上的倾向。
偶像其实是面镜子，折射出某一时代青年群体的心理诉求。从这个角度来讲，偶像的历史，也是一部社会史。
因此，我们在此盘点出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偶像崇拜史”，看看当红偶像迭代的背后反映了怎样的时代变迁，也希望因#周杰伦超话#掐架的80、90和00后们，都能从中找到某种共鸣，或者找到一点相互理解的基础。
1、1980 广播时代
叛逆和反动
曾经被称为“靡靡之音”的邓丽君，却是80年代青年叛逆的象征。因为彼时，除了样板戏和红歌，软绵绵的情歌都具有“腐蚀性的作用”。
在1982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的著名书籍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
“糖衣裹着的毒药，就是让人们在甜蜜的愉快中吸收它的毒性；此类庸俗歌曲对我国某些青年男女，实是色情引诱之声，精神麻痹之剂”。
不料，有出国和出差机会的年轻人，从日本和港台偷带回此类“色诱之声”的磁带和CD，在家偷偷翻录，一传十，十传百。
在80年代的地下，邓丽君《何日君再来》、罗大佑《之乎者也》这类大金曲，就在当时文艺青年们的口耳相传中流行开来。
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并没有大数据可以记录这个过程，一个歌手的流行程度，只能根据传唱度来体现。
在那个含蓄的年代，年轻人躁动的荷尔蒙无处排解，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只有月亮能代表我的心”，原来歌还可以这么唱。甜蜜的旋律，温柔的唱腔，歌词让人想入非非面红耳赤，迷上邓丽君，像恋爱一样无法控制。
这股地下的民间风潮在1987年首次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来自台湾地区的中美混血歌手费翔在回大陆探亲时主动联系了电视台，作为台湾歌手代表登上了当年的春晚表演来宣传两岸联谊。
虽然具有政治色彩，费翔却因为俊美的形象和帅气的舞蹈动作，像“熊熊火焰”温暖了亿万女性的心窝，被视为“白马王子”和“梦中情人”。
这是歌手形象第一次被公开赋予了性魅力。
情感一旦开始表达就不会再停止。
1986年，在工人体育馆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当报幕员说出：“请听崔健演唱，一无所有”时，观众没有料到，接下来上台的这个穿着长衫，裤脚不一样长的小伙子会用相对不那么好听的真声嘶吼出“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音乐还可以这么直接地表达激烈复杂的情绪。“我要”“我恨”“我想说”，在集体意识中浸泡了良久的国人，自我意识第一次觉醒。
唱歌的人，也不再优雅和整齐，他们的服装和歌词一样彰显个性，这是一个用追星来彰显自我的年代。
2、1990 电视时代
追星族和明星
就在崔健吼出“中国摇滚第一嗓”的同时，香港也有自己的摇滚乐队——Beyond。
虽然身为当时“亚洲四小龙”的香港人，同样面对生活的迷茫，他们唱的是“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
比起大陆摇滚明星的拒绝融入主流的草根气质，他们的包装方式更像是同时代的流行歌手。
90年代香港电影浪潮席卷亚洲，与2000年后的韩流有一拼。
在韩剧《请回答1988》里，十八岁的德善和朋友们一起追张国荣，用“王祖贤”“张曼玉”互起昵称，这种中二的回忆也和20年后追捧韩流的青少年异曲同工。
当时的香港是全亚洲最大的造星工厂，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都在亚视、TVB等传媒机构的艺人选拔和培训班中培养了多种艺能，使得他们影视歌三栖。即便是大陆地区的歌手，如王菲，也需要专门飞到香港拜师学艺获得曝光，成为国际巨星。
小商贩们也嗅到了市场的商机，开始开发周边产品，比如海报、贴画、挂历，就连脸盆上都会印上画像。追星族们买来精美的笔记本，里面整整齐齐抄着歌词，做剪贴画，剪下偶像的媒体报道。
1992年的春晚，30岁的的蔡明登上春晚演绎了一个叛逆的追星少女，四大天王的海报贴满墙头，说话都直接引用歌词。小品中的父亲和奶奶满头问号：“这都是哪来的人，怎么就被你当神仙似的供起来了”。
曾经被春晚官方吐槽的追星族们，如今都已成了80后的父母，面对自己的孩子咬字不清地模仿着周杰伦，是否也能体谅当年长辈们的心境？
追星少女在现实中有一个叫杨丽娟的女孩，她来自兰州，也像小品里的剧情一样对刘德华着迷而荒废了学业，每天做梦要嫁给刘德华。
在2017年，杨丽娟终于实现了她十几年的愿望，如愿见到了偶像华仔，却没有后续发展，而她的父亲也因对刘德华积怨太深而选择自杀，令人唏嘘。
3、2000 榜单时代
歌迷和偶像
在97之后，回归的香港逐渐褪去了光环，一个更加去中心化的亚洲偶像经济兴起，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大陆都开始出现本土的年轻偶像。
在“天王天后”依然活跃的市场中，唱片公司对这些新人采取了更加精准的定位，以贴近年轻人的需求。“少男杀手”“女朋友”“情歌天后”，即便是像周杰伦这样“横贯曲风的全能天才”，也只能算是小天王。
虽然国民度比起上一个时代略输，但是音乐工业全面开放，使得这一代偶像首次真正把自己的知名度成功变现。
大量的广告主开始寻找当红偶像做青春代言人，并在电视媒体大量投放广告，进一步促进了这些年轻偶像的全民化。
这些歌曲和台湾的偶像剧生态形成了互补的优势，创造出了无数经典主题曲和mv，也批量地孵化了千禧年以后的华语金曲库，现在去 KTV，唱的还是那些歌。
即便身为父母的60后依然听不清周杰伦含混不清的咬字，也会在多番广告洗脑后唱几句“在我地盘这儿，你就得听我der”。
这个时代的粉丝有了更多与偶像互动的玩法，支持打榜、买正版专辑、买代言产品、参加歌友会成为标配。偶像们也开始和粉丝打成一片，经纪人和民间自发的粉丝站合作，组织全国巡回演唱会和粉丝见面会。
同时期的优秀歌手太多，究竟“谁是下一代天王”也成了媒体乐此不疲的话题。各家歌迷开始抱团，在各大排行版颁奖典礼上为自己的偶像举灯牌喊口号，暗中较量人气，粉丝文化初见端倪。
明星之间却是其乐融融，甚至不同经纪公司的艺人还会还经常相互客串演唱会和帮忙作词作曲，和现在同一个组合还会有内部竞争和“唯粉”有很大不同。
4、2005 选秀时代
粉丝和新星
2005年，当周杰伦、林俊杰、陶喆、王力宏、SHE在同一个金曲榜单厮杀时，网络悄然兴起一股神秘力量。
学生群体的mp3里装入了一些不知名歌手的作品。他们的唱腔和旋律有模仿周杰伦的迹象，但是并没有明显的差距，甚至难辨真假。
“我这有首周杰伦的歌，我保证你没听过”，经常有人这样炫耀自己新买到的专辑，后来发现封面上硕大的“周杰伦”三个字后面接着一行小字—— “的接班人”。
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有权利上传自己的作品并收获粉丝，不用依靠唱片公司运作。这些素人歌手虽然制作水平稍显业余，但是创作的旋律朗朗上口，易于网络传播。
曾经的QQ三巨头——徐良、许嵩、汪苏泷，没有被官方认可，但是在华语乐坛青黄不接的时代，其影响力超过了打歌的唱片新人，人气也不亚于一线歌手。
电视媒体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型，专业歌手选拔比赛的收视率低迷，湖南卫视首先引入选秀模式，让素人歌手直接上电视，观众投票来决定谁是下一个乐坛新星。
2005，也被称为中国的“选秀元年”。
“超级女声”全国收视第一，短短的三个月内媒体报道、上杂志封面、粉丝应援都达到了国内一线艺人的标准。
选秀出来的歌手并不一定比同期其他发片歌手更专业，却在节目里体现了能力之外的人格魅力，在正式出道前就收获了一群高黏度粉丝。
在全民短信投票的时代，这些粉丝在街上“地推”拉路人投票的事迹上了各地新闻，很多人甚至是先听说了粉丝团才知道他们的偶像是谁。
比起之前的天王天后，这个时代的偶像大多是素人出身，让粉丝更有代入感——“我和偶像一起成长”，歌手之后发展越好，就越证明我当初眼光好。
5、2010 养团时代
饭圈和爱豆
2005年后几乎所有的选秀节目的收视率都在下滑，再也没有诞生之前像李宇春、张靓颖这样现象级的平民偶像个体。同期韩国男团的全球性的流行，让粉丝开始注重偶像的专业性。
中国的选秀也引入了日韩的练习生制度。在淘汰之前，对于选手进行更加长期的能力培养来开发潜力。不再强调个人排名，只要能够进入出道位都能获得相差不多的专业包装和市场推广。
最极致的例子当属从日本引进模式的本土组合SNH48，成员上百人，即便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竞争到C位，但是找对定位也能收获一波死忠粉丝，通过握手会小剧场等服务实现业务变现。
然而这些舶来模式的尝试效果并没有带来更高的偶像水准。
第一个现象级成团综艺《偶像练习生》的最终实力C位——蔡徐坤，让人们纷纷怀念曾经鄙视的鹿晗、吴亦凡，因为那代表着韩国的练习生水准。
腾讯专门购买韩国原版节目制作的《创造101》，也莫名混入了一个“划水锦鲤”杨超越，抢走了所有勤奋的实力选手的风头。
在练习生模式的本土效果越发诡谲的同时，本土“养成系”的影响力却日益增强。
曾经只在饭圈中出名的TFBoys从青涩的13岁就出道，因为几次大规模的粉丝行动终于成为国民级偶像。当年的人们也许还分不清楚三小只，但也会对他们的粉丝影响力印象深刻。
由于粉丝六年的长期支持和顶级资源培养，小偶像的能力也飞速精进。满18岁成人时，从艺经验和人气已经远远超过同龄人，比起选秀速成的偶像团体基础更加扎实。
然而粉丝能量过大也会反过来制约经纪公司，弹劾经纪人，监督艺人通告，像家长一样劝诫偶像行为举止。
如果偶像做出了任何不符合人设期待的行为，争议都能引发一波微博热搜。
如果说80年代的粉丝在偶像身上投射青春期的性幻想一样，这个年代的粉丝把目光投注在未成年是为了什么？
掌控感——我来定义什么是是对爱豆最好的和最对的，甚至我来把你养成为我想要的样子。
当追星不再是一种单向行为，而是一种双向互通的情况之下，这些粉丝更需要从这些关注对象身上获得一种心理寄托和心理满足。
曾经的专有名词 “粉丝”逐渐被“饭圈”代替，非常形象地体现了各家“圈地为王”的状况。
饭圈内部整齐划一运营数据，圈外人却只能看着热搜榜的名字一头雾水，“这个人是怎么红的？”
网络时代的“饭圈”与“爱豆”早已打破框制于传统商业规则之下的追星方式，两者之间的距离加速缩短，饭圈的介入感越来越强。与其说是“追星”，不如说是“造星”，不仅催生了另一套偶像商业游戏规则，也成就了一场“造物主”般的心理消费。
无论如何，回顾这近四十年的国内追星文化，多少能从中窥探出一部社会文化以及社会心理的变迁史。
如果你愿意抛弃成见，你可能会看见其中透露的某种社会内核，以了解那个时代的个体精神状态。
没有人能永远站在舞台聚光灯下，但是喧嚣落幕并不一定要归为虚无。
这些偶像和关于他们的记忆，随着时间沉淀，等待着再次被唤醒，安慰每个人心中那个年轻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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