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ARS到新型肺炎，17年后的互联网改变了什么？
在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牵动了无数人的神经，年纪稍长的人们想起了17年前的许多事情，又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在进行中。
对于一位互联网从业者而言，有感于两场时隔17年疫情间的相似，但互联网所扮演的角色却完全不同：
2003年是中国互联网的特殊年份，人们在非典疫情的威胁下，被迫在电脑上处理一些较为棘手的工作，淘宝、京东商城、QQ游戏等均在这一年诞生，以至于邓肯·克拉克在《阿里巴巴：马云和他的102年梦想》一书中这样写道：“非典证实了数字移动技术和互联网的有效性，因此成为使互联网在中国崛起为真正的大众平台的转折点”。
到了2020年，上一场疫情中成长起来的阿里、百度、腾讯都已经身为巨头，在与新型冠状病毒的较量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后来崛起的互联网新贵也不再是疫情的旁观者，互联网已然成为我们对抗疫情、谣言的利器。
01、被改变的用户行为
2003年，互联网在中国方兴未艾；2020年，中国互联网的用户规模已经达到8.54亿人次，每周有27.9个小时花在互联网上。
互联网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疫情的走向。
按照一些权威媒体的报道，非典出现的时间可能在2002年12月份，四个多月后才逐渐传递到全国人民的耳朵中。彼时人们还只能通过电视、报纸关注疫情的进展，想要了解到非典疫情的动态，要么等待新闻媒体的播报，要么打电话到医疗机构咨询，因此比疫情的实际情况传播更快的是喝板蓝根、蒸醋等可以预防非典的谣言，乃至于一包板蓝根的价格炒到了300多元。
那时候也有小部分人接触到了互联网，只是新闻的推送主要靠编辑人工分发，人们也只能在论坛或QQ中进行有限的讨论，至于老百姓们关心什么，互联网并没有扮演起洞察舆情的角色。
2020年已经是互联网无处不在的世界，民众习惯性的到搜索引擎去搜索，在社交网络中分享疫情的实时动态，在资讯平台上浏览各种和疫情相关的消息......以搜索为例，用户关心什么、关注什么？在搜索框内搜索的就是需求的呈现，而权威、全面和及时的信息，也让这场疫情不再是看不到的黑匣子。
以百度指数呈现的趋势为例，新型冠状病毒引发大规模舆论关注后，诸如武汉肺炎、口罩、武汉封城等关键词的搜索指数迅速飙升，如何防范新型冠状病毒、什么是N95口罩、如何让爸妈戴上口罩等问题被集中搜索，热度远超春节红包、春晚等关键词。
由此折射出了这样一个现象：和17年前相比，如今的信息分发途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用户的主动搜索，以及互联网渠道信息的流通，已经取代传统分发模式成为用户接受和获取信息最主要的通道。
也就是说，用户获取信息的方式，从被动接收转变为搜索这样的主动获得，或是信息流这样的个性分发匹配。
正因为此，以百度为代表的搜索平台，以百度和今日头条为代表的信息流平台，在这次抗击新型肺炎的过程中，能够起到远超传统媒体的作用：用户的关切可以第一时间被看到，可以第一时间被满足。
同样改变的还有人们的购物习惯，2003年后逐渐流行的电商平台，极大地减少了人们出门购物的行为，降低了人群规模化集聚的概率，也就降低了疫情爆发的机会，让“宅”成为人们对抗病毒传播的有效武器......不一而足。
简而言之，互联网在17年中彻底改变了公众的行为方式，也让互联网平台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抗击疫情的行动中。
02、信息、信息、还是信息
截止到2020年1月26日15时，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达到2023例，疑似病例达到2684例。
在百度App上的疫情地图里，用户可以迅速看到疫情进展的信息，还有根据时间线拉起来的事实播报。
按照华盛顿大学的Louis Kim教授等人的研究结果，当媒体对某类疾病的报道量增加十倍，此类疾病的感染数减少33.5％。言外之意，当某类传染性疾病缺少特效药的时候，增强公众的防范意识可以起到提前打“预防针”的作用。
比起2003年时对媒体报道的依赖，今天增强公众防范意识到举措无疑更加多元。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搜索+推荐”的分发机制下，用户的信息接收出现了“被定制”的可能：某一地区出现高频搜索某一谣言的行为中，可以针对性推送辟谣内容；某一地区的疫情舆论热度偏低时，可以适当增加疫情内容的推送，提高公众的警惕性。
结果就是：仅在1月21日当天，新型冠状病毒、新型肺炎、武汉肺炎等关键词的百度搜索指数就增加了100多倍，一场全国性的防治新型冠状病毒的动员运动，只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
而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的另一种价值在于社会治理，尤其体现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期间的人口迁移中。
尽管武汉在1月23日选择“封城”，在此之前仍然有大量人口从武汉迁出，其中可能存在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超级传播体”，如何确定这些人的流动轨迹并进行重点防控，可以说是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规模化蔓延的核心一环。
互联网弥补了人口流动监测上的不足，百度、腾讯、中国移动等先后给出了实时的人口迁徙数据，在很大程度上为不同地区的疫情管理提供了参考。比如百度发布的“全国春运人员迁徙热力图”显示，河南省和湖南省是武汉人口迁出的重点省份，而从河南省针对疫情做出的短信提醒、宣传横幅、广播播放、公共场所消毒等举措来看，严格的管控机制与人口流动的提前洞察不无关系。
我们还可以看到，当互联网调动全民防范新型冠状病毒的情绪后，一些武汉市民主动取消了外出计划，避免成为病毒的传染源；一些原本要回武汉过年的人，主动取消了回家的计划；不少年轻人通过视频电话劝导父母戴口罩、少出门......
互联网在改变用户行为习惯的同时，改变了信息传播的路径，让信息公开成为我们抗击疫情的利器。
03 疫情中的非常“温度”
以往人们谈到BAT之类的互联网巨头时，习惯性放在商业游戏的法则中，毕竟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基础应用。可当新型冠状病毒袭来时，我们看到了互联网平台另一面的担当。
比如在搜索引擎上，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的临床表现、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以及如何预防冠状病毒等等疫情相关信息成了网民热搜的问题，折射出公众对防御新型肺炎病毒、舆情、病毒科普的迫切需求。
民众在百度进行搜索，是对疫情最直接的关注情绪的表达。而这些搜索现象背后，如何针对用户的“疑问”进行更权威、全面和及时的信息。如何打好防疫站，除了信息流通，百度也联合了专家对疫情预防进行解答，在“抗击肺炎”频道里实时更新全网权威新闻报道，甚至是制作了“医生教你戴口罩”等视频，帮助用户正确佩戴口罩……
在商业的价值之外，互联网公司们也在思考社会价值，而百度并非是唯一一家，阿里巴巴、京东、腾讯等平台也针对疫情进行了“紧急预案”。
比如多家平台此前就明确表示口罩等医疗防护品“不涨价”。此外阿里巴巴通过全球直采医疗物资，定点送往武汉及湖北的医院；京东也向武汉捐赠100万只口罩，和六万件物资；腾讯设立第一期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基金，首批150万个口罩正在路上，其中10万个正在武汉市发放……
即便是一度将重心集中于春晚红包的快手、抖音，也在疫情爆发后通过捐款捐物的形式支援武汉；美团、饿了么等生活服务平台启动了疫情应急措施，在保障骑手安全的情况下继续提供送餐服务；顺丰、菜鸟等物流平台启动了应急运力，保障武汉等地区的正常派送……
2003年的疫情过后，曾有人批评当时还在草莽阶段的互联网公司发了“国难财”，这样的声音在淘宝出现假货问题、腾讯游戏毒害青少年的舆论场中数次发酵。到了2020年，中国互联网世界已经巨头林立，在疫情面前，今天的互联网公司展现出一种沉稳的温度。
04 写在最后
比尔·盖茨曾经这样描述病毒的危害：“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在未来几十年内杀掉上千万人，那比较有可能是一个高度传染的病毒，而不是战争。”
引用这样一句话，并非是为了刻意渲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危险，而是我们应该向对待战争一样对待传染病。至少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互联网平台的表现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巨头们的努力，让我们对疫情防护有了更早的预见性，也让我们看到了互联网企业的责任担当和人性温度。
新型冠状病毒仍在蔓延，还需要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参与进来，在技术和数据层面给出更多的判断和思考，为抑制疫情贡献属于这个时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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