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经济兴起的背后，是谁的钱包正在缩水？
有句谚语称“六月的天就像娃娃脸，说变就变”，其实很多时候大众舆论也跟娃娃脸差不多。
就在几天前，摆摊、地摊货等词汇在中国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任何人哪怕是出于生计所需被迫摆起了摊，那也是时刻准备着攒出第一桶金后就立马租个门面，才敢说自己是位正儿八经做生意的生意人。
可是随着上层风向的改变，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各种关于“夜经济”的稿子就开始满天飞了，各种“小伙摆摊日入千元”的雷同稿在几乎所有平台上对网民们进行着饱和轰炸，让部分网友甚至开始忍不住调侃，说自己是“不摆摊，日亏千元”。
常言道物极必反，地摊这种商业模式在过往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被与“卫生脏乱差、影响邻里、污染环境、商品假冒伪劣、售后无门”等负面标签强挂钩，如今突然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众星捧月的香饽饽，自然也有人对其持以怀疑态度。
如果夜经济真的这么厉害，那我们早干嘛去了？
想要了解夜经济到底有没有用，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个经济学常识——当前我国市场缺的到底是供给，还是需求？
这个问题显然不难，就算是那些从来不看新闻的朋友，应该总还是能从各种其他渠道听到几耳朵“产能过剩”、“供给侧改革”之类的词汇。
毫无疑问，作为工业产值独占全球1/3的国家，我们早已经度过了生产紧缺的阶段，转而来到了消费不足产能过剩的时期。
换而言之，现阶段想要拉动我国经济向前发展，需要的是提升消费需求，而不是单纯地增加供给，而鼓励大量白领、失业人口去摆摊，显然是在增加供给并不能提升需求。
用大白话来解释一下，就是人人都想去卖货，但其实愿意买货的消费者并没有增加。
这就意味着相当一部分准备靠摆摊来大干一场的兄弟，最终结局应该只是帮上游工厂工业链消化掉了一批库存。
就比方说这几天因为那款“摆摊神车”而再次走红的五菱汽车吧。
人家因为这款车在几天之内股价直接涨到了原来的3倍还多，这才是真正吃到这波“夜经济”红利的人。
最近很多盛赞“夜经济”的文章相当频繁地提起一个人——前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市长赵明非。
在1992年也就是总设计师南巡后不久，这位赵市长带头在当地的贸易市场摆起了摊。
赵市长地摊上卖的东西不多，只有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取自宾馆的牙具、一台小收音机和一罐母亲从北京捎来的蜂王浆。
但从“市长摆摊”这一行为上所释放的信号却非同小可，他带动了当时的全国人民真正解放了思维，开始积极踊跃的参与到了“摆摊做生意”当中来，从而释放出了市场内积攒多年的消费潜力，一举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之路。
许多文章作者也正是援引赵市长的这一事例，想要证明“夜经济”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大好事，甚至能够扭转当前经济大环境的不景气。
小柴并不认可这种看法，还是之前那句话——中国市场目前缺的是消费需求，而不是商品供给。
此一时彼一时，几十年前靠鼓励大众摆摊能够“创造”出巨大的市场需求，其实也只是因为厚积薄发这四字而已——是先有了前几十年亿万国民心中的商品需求始终未能得到充分满足的这一前提，才有了后来束缚解开后的一飞冲天。
而现如今，电商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消费需求早已经得到了满足，这时再指望全民摆摊能够发挥出什么奇迹作用，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所以说来说去，既然夜经济不能从宏观层面解决内需不足的这一关键问题，那这一模式到底能干嘛呢？
一句话就能说清楚夜经济真正的价值点所在——“损有余而补不足”。
别看互联网上那些后浪们个个活的精彩纷呈、光鲜亮丽，用我们国家总Li的话来说，在我们国家还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000元。
这部分人口显然就是我们所说的“不足”。
除此以外，由于疫情影响再加上全球经济陷入了衰退的大周期，目前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失业率都处于一个狂飙突进的阶段。
大洋彼岸的蓝星第一强国美利坚，其失业率已经超越了大萧条时期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而大洋彼岸的我国虽然还没到那种程度，但显然局势也并不是太好。
就拿前段时间被许多媒体拿来作为“模范”宣传的成都吧，开放2月增加10万多就业……
这换句话说，其实不就是说光是一个成都就已经至少有10来万只能去摆摊的准失业人口么？
失业人口按照我国现行的失业保险来计算，一个月平均领到的失业补助是650元，比总Li之前提到的那6亿人过的还惨。
很显然，这一部分人也是“不足”中的一员，另外还有那些因为疫情、经济大周期等影响，导致虽然没有直接失业但是收入也开始大幅度下滑的普通劳动者，同样也被划归为“不足”当中。
上面说的这些“不足”人群就是能够从本次夜经济中获益的群体，至于是谁提供了这部分利益用来弥补不足的呢？我们不妨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看一下。
假设某位白领小红近期因为各种因素导致升职无望、收入下滑，原本每天下班后习惯于去公司楼下奶茶店花上20元点杯奶茶，同时回到家在点份30~40元外卖的她，如今打算要缩减开支。
而这时失业人员小方与小李分别在小红家附近的街道上摆起了摊，一个卖冰粉，另外一个卖炸鸡与炒饭，于是小红花了5元钱买了一份冰粉、20元买了一份炸鸡炒饭解决了晚餐需求。
模型虽然很简单甚至可以说简陋，但是已经能够说明一定的问题了。
在政府的鼓励下重返市井街头的地摊，一方面能够帮助失业人口实现就业，并且获得一份能够糊口的收入，而另外一方面在有了地摊提供的更为廉价的食物供给后，普通劳动者的日常开支也得到了一定的节省。
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地摊模式中的这几大群体的受益方式：底层互助。
底层（无贬义，只是指价格敏感人群）劳动者之间通过地摊这个媒介，将各自的需求与商品供给形成了一个闭环——摆地摊的为地摊消费者提供更廉价的食物或其他小商品，而地摊消费者又养活了原本处于失业困境中的地摊主。
可问题在于我们前文提到过，当前的中国市场不存在全新的、未被发掘的需求“处女地”，这些用来养活地摊主的消费需求并非是由地摊商业模式凭空创造出来的，其本质上是从原本已有的那些门面商铺经营者手中“抢”来的。
模型中的白领小红不是今天才开始需要吃饭，在地摊复苏之前她每天都需要去奶茶店、餐厅等地点解决食物需求，而当小红开始转而选择地摊炒饭、小吃后，奶茶店、咖啡厅、餐厅等商户的生意显然就将下滑。
这个道理换到其他品类也是完全适用的，每个人的衣食住行需求都不可能是无限的，你今晚在A处吃了一个烤地瓜，就不会再去B处购买糖炒栗子了，因为你的胃就只有这么大；
你今天在地摊上买了好几套短袖T恤，下个月原本打算去优衣库的计划就将搁置掉，因为你不需要那么多衣服。
现在一切就很清晰了，不管是那些摆地摊的，还是去地摊进行消费的普通人，都将是这一模式下的受益者，一方得到了额外收入，另外一方用更低的价格满足了消费需求，而这一部分的钱其实是由那些租了门面的商户在承担的。
我们再进一步的推导下去，地摊之所以能够从门面商户手中抢夺客源与需求，核心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用承担高昂的商铺租金，从而能够获取到对门面商户的价格优势。
可问题在于摆摊本身是一种没有门槛的模式，除了失业人员可以过来摆摊，那些门面商户同样可以把店面关掉一起参与进来参与摆摊。
当局面演绎到这一步时，真正那个被损掉的“有余”才真正被暴露出来了——靠早年间购置了一些商业地产，从而躺在门面房上坐享其成的商铺“包租婆”阶层。
地摊模式本身不能创造出哪怕一分一毫的价值，不管是摆地摊的老板手中所拿到的那些收入，还是那些从地摊处购买商品从而节省下开支的消费者，他们获取到的利益其实都来源于那些商铺老板损失掉的租金。
在过去，这些商铺租金被每一家餐饮店、服装店、理发店等商户，隐藏在了一份份的鸡排饭、短袖T恤当中，成为了所有国民在消费中无意识间输送给了商铺老板，养活了一大帮食利阶层。
而现如今，经济大环境下行、失业率激增，我们国家又不是西方那种靠政府发债用福利强行养懒人的治理模式，那么到头来还是只有那一个老招——割中产韭菜、养底层民众咯。
最后补充几句吧，虽然靠鼓励夜经济来为广大底层劳动人民免于商铺租金的剥削，从而降低生活成本的模式从宏观层面上来说是讲得通的，但是在微观的具体层面我们还是要劝一劝那些跃跃欲试的朋友。
我们上面分析过，地摊模式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免去商铺租金后带来的价格优势，可问题在于如今电商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了，各种拼多多、淘宝上的9.9包邮小商品已经屡见不鲜。
在这种大背景下，如果单纯只是想卖点生活用品，却又没有把握得到成本足够低的进货渠道，指望在电商平台上进货去小区楼下贩卖的朋友，小柴在这还是劝你们早点死了这条心吧！
这年头谁还没个智能手机呢？除了某些当场就要用到的特殊情况，与其在你这消费平白被你赚个差价，人家为什么不自己直接网购呢？
就从现阶段来看，能够最大程度上避开与电商平台白刃相接的地摊品类，其实只有小吃餐饮这一块，其余的品类……虽然我们在这不敢把话说太死，但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做成。
主笔 | 阿虚
编辑 | 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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