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之年，深圳与猎荒者的羁绊
小平画像广场
深圳的历史是从一位老人开始的。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广东省宝安县撤县改市，第二年，深圳成为经济特区。
一个时代在这里风起云涌。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深圳人民在荔枝公园东南口广场竖起一幅巨型画像。画中的老人身着一件浅啡色夹克衫，他缓缓举起右手，目光坚定地注视前方。
图片来源：羊城晚报
无数机会在这里诞生。
蛇口
改革开放的号角在蛇口吹响。
40年前的蛇口还是个不知名的小渔村，空气里偶尔会飘出咸鱼干的气味。倪鹤安举起手电筒，不远处是被霓虹灯点亮的大都市。
手电筒的灯光消失在更亮的灯光里，倪鹤安望着香港，站在竹塔上的他显得格外渺小。
39岁的倪鹤安是交通部四航局某施工队的队长，他们刚接到为蛇口通路、通电、通水、通邮、通话，平整场地的任务。
看似简单的任务实际上是一项与山斗的活，因为他们要把一座土方量超过500万立方米的山包挪走，相当于把2645个标准游泳池填满。
最省时省力的办法是炸山开路，这需要倪鹤安的团队在山上挖出40-50个放置炸药的竖井，每个竖井深3-15米。工人们扛着铁镐和锄头在山上挖了一个多月，才埋好22万吨的炸药。
随后，他按下那枚改变世界的红色电钮。
爆炸声伴随着雷雨声响彻后海湾，一个时代的序幕被缓缓拉开。
“五通一平”后，蛇口迎来了他的缔造者——袁庚。
你可能不知道他，但是你一定听过他那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图片来源：土生土长深圳人
1981年，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袁庚喊出了这句话，他说当时做好了“戴帽子”的准备。
因为这十二个大字，蛇口在最短的时间内建好了第一座货运码头、第一座客运码头、第一条进港公路、第一座引进外资工厂……
夜晚的蛇口也泛起微弱的灯光。
不久后，马明哲顺利入职蛇口招商局。在此之前，当过工人做过司机的高大青年在这里举目无亲，他经常在出差的路上跟英语词典死磕。马明哲并不会想到，三十多年后他将会成为福布斯中国的最佳CEO之一，带领平安集团荣登全球TOP50企业的名单。
复员转业的任正非也来了，在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工作四年后，他和5位好友共同凑了2.1万元在蛇口创办的华为，当时华为的主要业务是代理香港公司的交换机，利润低薄。当时任正非对华为的唯一期待就是活下去。
为了解决工业区资金周转问题，袁庚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了一份《关于成立“招商银行”的报告》，两个多月后，央行批复同意。招商银行在蛇口工业区挂牌的那天，袁庚说招行要做一家真正为中国贡献的商业银行。
再后来，越来越多的企业从蛇口发迹，有为全球生产医疗器械产品的迈瑞医疗、有中国果冻食品领域的老字号喜之郎、还有横跨亚欧美澳四大洲提供现代化交通运输装备和服务的跨国公司中集集团……
蛇口的灯光越来越亮。
中英街
时代的红利从中英街溢了出来。
黄建明是土生土长的深二代，从父辈开始他们就居住在一条特殊的街道上。
街道不长，走完全程只要5分钟。小街的景色和国内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在于一块被斑驳的石碑。
石碑上刻着「光绪二十四年，中英地界」。
石碑正好把小街上的百年榕树一分为二，树根长在深圳，枝叶则延展向香港。和榕树一样，小街的居民也过着 “一国两制”的生活。
1983年中英双方签订《开放中英街协议》，左边的香港就像哆啦A梦的口袋一样，不断变出一些新鲜的物件，有家电、箱包、珠宝、钟表……小小的中英街仿佛装下了人类积攒了几千年的财富，现代文明的成果被层层打开。
当时，黄建明的父亲在中英街经营着一家日用品杂货店，小店门庭若市，生意倒是也不错。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黄建明的父亲有了更大的主意。
那一年，黄金制品被列入特许经营物品，禁止个人和企业自由买卖。无金可买的内地人把目光瞄准了这一方寸天地，高峰的时候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后浪从这里拎走大包小包的黄金。
1985年，源昌隆珠宝金行开业了，那时华界一侧的金铺仅有3家，黄建明家的金行正是其一。供需的矛盾让黄金一克难求， “抢”黄金成了街上的潮流。
到了1988年，中英街的金铺增加到了90多家，平均每米就有3家金铺，250米的道路要走上2个多小时。当年整条街（内地）的销售额达到15.7亿，相当于深圳GDP的五分之一。
小小的街道得于一个契机，失于一道浪潮。
随着香港的回归、自由行的开放，内地民众有了更想去的地方，那里比中英街大6182倍，窗口变成了大门。
中英街终于卸下了时代的使命。
华强北
历史在做宏大叙事时，给华强北带来了星辰大海。
上个世纪90年代，第四次产业转移陆续开始。在“三来一补”的政策扶持下，华强北承接了大量来自于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
大量资金和技术的涌入，把华强北打造成一条面向深圳，辐射全国的电子一条街。
那段时间，坊间流传着关于华强北许多的故事。
有人说，“华强”二字寄托着对中华强大的愿景；
有人说，在华强北你能找到任何关于电子的元器件；
还有人说，曾经这里诞生过50位亿万富翁......
无一例外，外界讨论的焦点都集中在华强北的造富能力上。而在华强北，人们更在意的是那三尺柜台。
据说，在华强北电子市场开盘的那一天，6万平方米的玻璃柜在3小时内被一抢而空，华富派出所出动了全部警力才勉强稳住局面。
华强北的柜台拥有“强大的魔力”。一台3000多的诺基亚，在华强北只要几百块就能淘到。
当然它可能是“若基亚”。
2005年，联发科提出“交钥匙”方案，推出集合通话与多媒体功能的集成式手机基带芯片。简单的说就是拎包入住，厂家不仅帮你盖房子还帮你刷墙壁、贴瓷砖。
这样一来，下游供应链的技术门槛降低了。
华强北柜哥柜姐唯一要做的是在外壳上发挥无限的想象力：会发光的手机、能在地上跑的手机、能点烟的手机、8个喇叭的手机，甚至连周星驰电影里伪装成鞋子的手机也被复刻出来。
这些稀奇古怪的手机被创造出来后，由华强北发往全国。无形之中，国产手机产业链完成了原始积累。
无论是早期的中华酷联还是现在的华米OV，他们总是和深圳有着说不清的关系，而华强北正是一切的原点。
南山区
南山区在全国百强区榜首的位置一呆就是三年。
2019年南山区的GDP达到6103.69 亿元，比厦门市略多，比海南省略略多。同为经济特区的光环加持，深圳走在了前面，而南山区显然成了特区中的特区。
人们向往深圳，而深圳人又向往南山区。
腾讯新总部滨海大厦是南山区的标志建筑，南塔楼和北塔楼紧密相连，据说是代表着腾讯“连接”世界的意思。
两座楼宇安静的矗立在深圳大学的南边，30年多前，充满稚气的马化腾就是在那眺望远处的天空。
1993年，害羞腼腆的大学毕业生马化腾进入深圳一家通讯公司当起码农，软件开发的经历让马化腾对互联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5年后，他同四位好友在华强北赛格科技园的小房间创办了腾讯。
当时马化腾并不知道腾讯对中国、对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当时在想的是如何在3年招到18个人，把办公室坐满。
结果一不小心，腾讯上市了。
上市后，马化腾把腾讯总部搬到了南山区。
随后，腾讯一路狂奔，在2003年成为中国最赚钱的互联网公司。
那一年，从香港毕业的汪滔在舅舅单位租了一间仓库研究起无人机；后来，仓库变成了莲花北村一间三居室的民居；再后来，大疆的名字和无人机画上了等号，一座天空之城在南山区拔地而起。
除了马化腾和汪滔，还有像中兴、恒大、传音、迈瑞医疗、大族激光、深信服、瑞声科技、广和通、德方纳米和智莱科技等170家上市巨头被南山区深深吸引。
他们在这里扎根，向阳而生。
正是因为这些光亮的存在，南山区从此熠熠生辉。
人民万岁
40年前，宝安县人口只有30万人，当时的歌谣唱到：“十屋九空逃香港，村里只剩老和小。”
40年后，深圳市人口达到1343.88万人，人们吟唱的是《春天的故事》里崛起的座座高楼和聚起的座座金山。
如今，倪鹤安已年近八旬，脸上爬满皱纹的他时常向晚辈讲述那段激情岁月；袁庚的那句标语还在蛇口的时间广场上立着，标语牌都换了好几十波；黄建明小店还在营业，成为了中英街最后一家金铺；封路四年后，华强北重新回到了世人面前，听说那三尺柜台摆上了美妆；马化腾偶尔也会望着不远处的校园，追忆那懵懂的少年时光……
对于猎荒者而言，深圳是一座无趣的城市，放眼望去皆是一片荒凉和虚无。对于深圳人而言，这座城市满是骄傲。想想也是，没有比把一座没有历史、没有底蕴的城市建设成人人向往的乌托邦更让人自豪的事了。
深圳如同一张白纸，每个人都能在上面涂涂画画。河南人把胡辣汤端来了、东北人把铁锅炖搬来了，温州人把加密的语言带到了……没有文化的深圳，因此有了更宝贵的财富。
那位老人还在广场上注视着这座年轻的城市，而这座年轻的城市，也在踌躇满志的回望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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