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一年到头带便当上班的年轻人
来源：中国三明治（china30s）
作者：李依蔓
今年三月，晓沁跳槽到位于上海原法租界里的一家广告公司。
入职前，她仔细盘算了工作午餐可能的花销，发现在公司所处的市区核心位置，想依靠可靠的外卖或堂食解决吃饭问题，每天人均消费可能至少需要50元。
她没怎么犹豫，就决定以后午饭都自带便当。
跳槽前，晓沁在一家美食媒体工作，办公室里有厨房，同事们常会做饭和大家分享。美食行业的人厨艺不错且对成品要求极高，即使在同事眼中是失败作品，晓沁也觉得味道超过一般水准。因为做选题的需要，办公室里总有大小试吃会，正餐零食不断货，晓沁从不需要担心午餐怎么吃，唯一需要担心的是因为吃太多体重增长了不少。
但新工作要带便当，就首先要有便当盒。淘宝上的便当盒光材质就有玻璃、塑料、不锈钢、陶瓷、木质、稻谷壳十几种，价格也从十几块到几百块不等。晓沁在知乎上查了查关于便当盒的推荐，选择了198元、号称使用PBT塑料的一款，希望在安全性上获得更多保障，毕竟这是每天都要使用的物件。
她还下单了一款空气炸锅，加上原有的一口小锅和电饭煲，是她认真研究后最适合自己的工具组合。
“都是因为贫穷……”晓沁半开玩笑地把带便当的行动，归结于想省钱。省下来的钱，晓沁更愿意用来旅行、看展，和朋友去吃一顿高品质的米其林日料，或者干脆存起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一是铝制饭盒，无论上班还是上学，人人都背着一个饭菜混装的长方形金属盒子。那个年代，下馆子是奢侈的，以盒饭形式出现的便当，是缺乏生活选择和经济条件的被迫选择。
2013年是中国外卖O2O市场的”鸡血元年“，这一年，淘点点成为阿里独立的业务事业组，”到家美食会“、”饿了么“等等外卖品牌获得融资，2014年美团、百度纷纷上线外卖板块，抢占大热的O2O市场，身着不同外卖品牌的外卖员穿梭于街头，一时间营销战硝烟四起。
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人，几乎全都习惯了点外卖的生活。上班族们只需要在手机上做几项选择，便有商家把经济实惠的餐点在短时间内送上门来，丰俭由人。
带便当似乎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晓沁记得，刚入职时自己是全公司为数不多带便当的”异类“。
便当拯救了她的“晚睡拖延症”
每个工作日早上，晓沁6、7点就起床，吃过前一天晚上熬好的杂粮粥，开始准备当天便当。
把提前用盐和黑胡椒腌制好的鸡腿肉、鸡胸肉或牛肉，连同作为主食的红薯、紫薯或玉米一同丢进空气炸锅，另一口锅里加水，等待水开的期间清洗蔬菜并切好，蔬菜烫一下便捞出来，装进便当盒，加入沙拉酱。一般这个时候，空气炸锅里的肉类也烤好了。
这样一份有主食、肉类、蔬菜的便当，整个制作过程不超过30分钟。
带便当的3个月以来，晓沁算了一笔账，每月在餐饮上的支出不过几百元，就可以让自己吃得很不错。而办公室里每天都点外卖或出去吃的同事，每月光工作午餐的花费就要1000-2000元。
即使之前从事美食相关工作，晓沁自认为不是一个对食物有浓厚兴趣的人，吃饭于她而言，只是”不让自己死去“的事，因此需要高效解决。每个周末，晓沁都会提前构思好种类，采购一周做饭所需的蔬菜、肉类，周一到周五则按照规划严格执行，每天午饭的内容一模一样。
和晓沁不同，每天阿月着手做便当前，完全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来。
她早起做便当的步骤是这样的：拉开冰箱门，检阅一下食材，凭心情挑出几样最想吃的，能生吃的就洗净切好，需要焯水的再单独处理，摆盘码好，用手机拍照。阿月很享受制作便当时创意迸发的感觉，就像在从事一项艺术创作。
阿月做便当的初衷，是不降低生活质量地减肥，让自己吃得健康，也要吃得好。身高160左右的阿月，去年体重在130斤左右，身体质量指数BMI值属于偏胖类型。一开始她采用“白水煮一切”的方式来管理饮食，不摄入任何油盐，配合锻炼，体重很快有了变化，但这个过程让阿月并不愉悦，总觉得是在“熬”。
今年过年后，阿月正式决定自己做便当。和父母一起居住的她，曾有一段时间带父母为她准备的便当。但父母一辈的饮食习惯重油重盐，一时间很难调整，并不适合有减肥需求、必须吃低盐少油的自己。
低盐少油，意味着菜只能用最基础的方式进行烹饪，焯水、蒸熟或简单煎制，虽然比“白水煮一切”要有味道些，但毕竟不如重油重盐的做法香。怎么让吃饭这件事，变得既健康又有趣？阿月发现“摆盘好看”是一大利器。
阿月的每份便当都会认真摆盘
主业是天津一家私企财务的阿月，副业是一名摄影师，对于造型、色彩搭配有很好的审美。便当的食材准备好，她凭感觉就能摆出漂亮的造型，比如不同颜色的食材要归做一堆、食材可以切成不同的形状方便拗造型，基本上如果食材里有三种以上的颜色，整齐地码放起来，就不可能不好看。
摆盘好看了，拍照就好看，照片好看了，看起来就有食欲，有食欲就会吃得开心，如果有人夸赞照片拍得好就更开心，做便当、吃低盐少油的便当就更有动力坚持下去。
即使身为摄影师，阿月坚持每天只用手机拍便当，每天固定一块餐布、一个角度，没用专业摄影设备，”不然就会花更多时间，影响做便当的初衷了“。并且因为摄影师的身份，阿月也更难对外卖的安全性产生信任，把食物拍得好看是一回事，但食物究竟是怎么做出来、怎么送到自己面前的，又是另一回事了。
在开始过上做便当的生活后，晓沁和阿月都意外地发现，不仅身体因为规律、多样化的进食变得更好，作息也变得正常了。由于第二天要6、7点起床准备，前一天晚上就不可能晚睡，以前因为摄影副业修片常熬夜到2、3点的阿月，因此挽救了自己的晚睡拖延症。
带便当的职场社交尴尬
晓沁不知道公司带便当的人越来越多，究竟和自己有没有关系，总之入职三个月以来，带便当的人从只有她和一位实习生，到5、6个人要定个会议室一起吃，分享各自的食物。
但带便当的人，总免不了受到职场午餐社交的影响。
刚入职时，晓沁曾被领导叫去共进午餐，不好推辞只能去，把便当留到晚上。或者也有这样的情况，明明当天带了便当，同事却热情邀请她和自己一起出去吃。
在几次晚上吃掉因为职场社交而放弃的午餐，导致吃多了肠胃不舒服后，晓沁坚定了”不管发生什么，午餐便当就一定要中午吃完“的原则。即使是和同事出去吃，她也会把便当加热后带到餐厅，同事点餐，她吃自带，目前倒还没接到过餐厅不许外带食物的抱怨。
如果遇上公司应酬，已经习惯清淡饮食的阿月会显得有些尴尬，既不能在饭桌上单独给自己叫一盘菜，也不好在客户面前挑三拣四地吃，省得落下”装什么装啊，难道还差这一顿吗“的责备。她只能偷偷准备一小碗白水，把菜在水里涮一遍再吃。
但大部分时间里，阿月还是一个”吃独食“的人，因为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个人带饭，一般就在座位上默默地吃。她习惯在午饭前把早上拍好的便当图发在朋友圈，作为一种小小的仪式感，而同事们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阿月发的图就是她每天在吃的便当，在那以前他们都觉得可能是阿月从网上下了些美食图片。
阿月每天早上都会为便当用手机拍很好看的照片
时间长了，开始有同事来问阿月，能不能给她点钱，让她帮忙多做几份？但后来也没了下文。阿月觉得大部分人还是停留在嘴上说说，想吃得健康，却懒得动手也懒得琢磨。
阿月许多久未联系的朋友，因为她持续晒便当这件事而重新和她热络起来，比如沉寂许久的初中同学们突然有一天拉了个群，开始讨论起关于健身和饮食的事，彼此交换经验。越来越多人来询问阿月，要怎样才能做出照片里那样的便当，怎样吃健康，怎样搭配好看。
但最让阿月感到开心的，是她持续发便当照片这件事，让打趣她肯定坚持不了多久的朋友们，慢慢跟着她改变饮食习惯。从前的朋友聚会是满满一大桌子肉菜，只有阿月一个人”吃草“，现在大半个桌子都是素食或低盐少油菜肴。他们发现蔬菜不需要油盐，甚至生吃都是甜的。
苦手的便当之路，是办公室午餐社交的另一种体现。
两位同事是和苦手长期一起吃饭的“饭搭子”，以前常一起吃单位食堂。但食堂的午饭品类虽有十几种，能被她们仨接受的只有6、7样，其他菜都被列入“难吃”范畴，她们就着还凑合的菜勉强吃了一年。
苦手的第一顿午餐
赶上外卖蓬勃的时期，苦手和同事经历了订外卖、嫌弃外卖太油、重回食堂、发现食堂还是一样难吃的过程。走投无路之下，苦手从今年4月开始决定自己做便当，两个“饭搭子”立刻响应，按照市面贩卖的“低脂轻食便当”的标准，每人40元，向苦手缴纳“伙食费”。
于是苦手成为了办公室里的小型“便当供应商”，主打“低脂午餐，不是只能吃草”特色。
每天下班后，苦手就到菜市采购适合做便当的蔬菜、菌类，比如西兰花、芦笋、土豆、金针菇。水果苏打水是网店直接送到办公室，鱼虾肉类在网上提前买好。回家吃完晚饭，花半个小时的时间苦手就能准备好第二天三人左右的便当。在家帮忙照顾孩子的公公婆婆会特地帮她卤些牛肉、鸡胸肉，多包一些饺子，怕苦手一个人做不过来三个人的饭量。
便当的网红经济学
虽然带便当上班并不是主流，但在豆瓣”愛心弁当·便当sweet house“小组里，至少有7136名组员和晓沁、阿月、苦手一样，将便当作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作为豆瓣便当主题人数最多小组的组长，JC成立小组的起因是一部电影。那时JC刚失恋，看了一部叫《绝对彼氏》的日剧，男主角常为女主角做便当，这让JC觉得特别温暖，似乎便当不仅仅是一顿饭，而是能把家里人的”心意“或”存在感“传达给吃饭人的一种媒介。此后小组人数逐渐自然增加，2013年左右出现了更多把便当认真拍照、摆盘的组员。
从功能性上看，便当是为了满足不能在家吃饭的餐饮需求，其中主要是工作日午餐。大部分的职场白领必须离开家门，去往特定的工作地点，吃饭尤其是午饭成为需要在外解决的事——如果不是自带，那就必须食用家庭以外场所提供的餐食。
便当成为网红现象之一，是曾从事生活方式媒体编辑工作的Lilac在自己朋友圈里观察到的。她发现有许多自己曾采访过的“日系”美食领域达人，近一年来纷纷在晒用好看的便当盒为自己或家人做便当的图片。
作为一个非常容易被“种草”的人，原本计划用做便当降低生活成本的Lilac，斥200元“巨资”入手了一位网红推荐的便当盒，据说曾获得红点设计大奖，即使她明知道有密封不完备、容易有水渍等等缺点，也只能用“200块钱的便当盒，用10次就折合每次20元，就不算亏”来安慰自己。
但每次准备便当时，Lilac需要操心不能做汤汁过多的食物以免汤汁漏出弄脏包包、面对一水池油腻的锅碗瓢盆不想清洗等等问题。另外如果带了便当，就多出一个手提包，加上原本上班的包包，无论骑共享单车还是挤地铁都不太方便，Lilac还发生过因为地铁拥挤而把便当包里鸡蛋挤爆的尴尬事件。
结果几个月下来，耗费“巨资”的网红便当盒上线机会并不多，和她因为其他食物网红购买的烘焙用具堆在了一起。
如今当我们使用“便当”这个词时，或多或少和日本文化有关。
“便当”一词来源于日语“弁当”（bentou），意为可携带的盒装餐食，但”便当“在源头上是中文，本意可以追溯至南宋，指代方便、便利的东西。在日本，“弁当”拥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从最初的劳动者、武士携带的饭团，贵族外出享用的装在漆器盒里的餐点，到观看歌舞伎表演时食用的”幕间便当“。
在电影、电视剧、出版行业，日本便当或饮食文化的影响也清晰可见。
近年来许多当红日剧、日本电影以食物为主题，例如《深夜食堂》、《南极料理人》，即使不是食物主题，也常会出现主人公为家人做便当或吃便当的情节。
2013年，在北京居住的日本作家吉井忍出版了《四季便当》，收纳了自己为中国丈夫制作便当的感悟，并附上菜谱，一举成为豆瓣、亚马逊阅读榜单排行TOP1，此后与便当相关的图书、杂志主题策划也越来越多。譬如近期出版的食帖《便当灵感集》，采访了以日本为主的多位海外便当达人，颇受年轻消费者的欢迎。
晓沁想起自己在英国工作时，英国员工早餐吃块饼干，午餐吃冷的三明治，可以等到下班后再去吃顿好的，作为一天里唯一一顿正经饭。办公室里十几名员工，只有自己和几位亚洲员工会带需要加热的便当，似乎这是一种“亚洲特有风俗”。
但对她而言，做便当意料之外的好处，是建立起一种独特的生活秩序感。
“作为‘外地务工人员’，对人生本来就没有多少能掌控的地方，如果房东有一天让我搬走我立刻就得走。”而做便当让充满变化的日常变得些许可控，至少可以控制吃什么、几点做、怎么做。
做便当这件小事，让她的生活有令人安心的仪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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