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千万人跟着互联网公司打零工，他们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来源：好奇心日报
作者：谢若含 朱若淼

北京 7 月，东三环辅路上，速度最快的永远是一辆穿梭在车流里，无需减速的摩托车。

“在北京，只有摩托速度才是最快的。”白军勇骑在车上自豪地说道，周围拥堵的车流很快被他甩到身后、原本凝滞的热风也直往人脸。十分钟，白军勇从万达 CBD 取了文件送到 6.3 公里外的幸福家园。他说自己在闪送，最快一次 40 分钟内就从市区取了文件送到机场。

闪送是一个手机下单的同城快递服务，主打北京市内一小时送上门，号称 15 公里平均 39 分钟。

白军勇已经在这里断断续续干了一年多，最喜欢的是它的自由：没有早会、不用打卡，入职交 150 块钱买个闪送箱和工牌，在双桥地铁站附近的写字楼里参与两次培训，就可以开始在平台上接活。每一单，闪送抽成 20％，剩下的就是白军勇的收入。

7、8 年前，他从山西临汾来了北京。原本是当地一个小煤矿里的矿工还一度做到工头，但他所在的矿厂在一次关闭私矿的整顿当中被关停。

对于山西的工作，他言词寥寥，问起右手小拇指断掉的缘由，他也只是平淡地回了一句：“在煤矿出了事。”来了北京后，白军勇先是开货车、拉水泥，但老板经常拖延工钱。

去年，白军勇花 6000 块左右买了一辆摩托车。加入到闪送快递员的行列当中。一年下来，每个月的收入多在六七千的样子，不过每个月加油就要 700 左右。

“去年收入情况还挺好的，我一天最多的时候能挣个 600 块吧，今年就不行了，还没哪天能超过 300 块钱。“在白军勇加入的 QQ 群里，有人一天赚了 736 元的截图还会被当成激励贴在群里到处转发，只是已经很少有人能赚到这么多。他听说今年北京已经有了 7、8 万人兼职跑闪送，抢单变得没那么容易。

白军勇在东四环的四惠地铁站附近租了房子和老婆一起住，每月租金一千。但他不是每晚都回家，他更喜欢彻夜在外抢晚上的急单，早上再回家蒙头睡大觉。

“送这个闪送，我图的就是一个自由。”白军勇说，那天的工作日下午 4 点，他才刚送完在平台上抢到的第三单，系统显示赚了 67 块钱，就准备回家休息了。

但大多数穿梭在城市街头，帮互联网公司送东西的人，并没有这么自由，他们更多的是像美团、饿了么这样按着饭点送外卖、每天还得准时上下班的骑手。如果想挣得多点，有时还得超时工作。

4000 万人参与的新职业

从 2015 年开始，每天中午北京的大小街道就成了外卖配送员的主场。穿着红、黄、蓝色衣服的配送员穿梭在城中的大街小巷。

根据外卖平台饿了么今年 4 月预估的数字，全国参与送餐的外卖骑手已经有大约 1000 万人。这个数字包括了注册之后只接过几单，甚至没有接单的人，实际上将送外卖当成工作每天做的人要少不少。

根据公司自己公布的数字，美团和百度目前分别有 30 万和 8 万活跃骑手。按照市场份额倒推的话，饿了么大约有 21.9 万人。

这些人的工作都很相似，工作时间理论上相对灵活，但没有固定收入，按照接单数量计算收入。他们的服务对象都是互联网公司，和公司之间只有短期雇佣关系。用户通过手机下单，服务人员通过手机接单。

美国新闻网站 The Daily Beast 2009 年开始用“零工经济“（Gig Economy）称呼这类新型雇佣关系。根据麦肯锡针对全球零工经济的调研报告，2015 年零工经济从业者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16%。

在互联网服务与线下结合紧密的中国，这个人群格外庞大，除了送外卖的人以外，还有数百万滴滴司机、58 到家上门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微信里接单的搬家师傅、每天在路边搬运自行车的共享单车运维人员。

中国互联网协会与国家信息中心在 2017 年发布的一份共享经济报告中称有 4000 万人从事这类职业。

这个数字相当于 4% 的中国劳动力人口。

像白军勇这样从外地来京务工的人不在少数。失业、想在大城市多赚些钱，让他们不得不远离家乡。制造业下滑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广东原本一些常年加班的工厂因为拿不到订单，从 2013 年开始就维持着元旦放假到春节的节奏，《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15 》显示，17 个重点“去产能”省份的失业人数为 486.4 万人。

补贴退去后，这些职业的收入基本都在每月五六千之间

六月底一个工作日的下午 4 点左右，张帆和一位同事正坐在电动车上埋头看手机，不时抬起头闲聊几句。每天下午 3 - 4 点是这些美团外卖骑手唯一的闲暇时间。

骑手张帆已经在美团工作了两年。他归属国贸商圈配送站点，配送范围在附近三公里左右。这是一个大站，有一百多名骑手，他们都不是本地人。

每天早上 9 点，他们在国贸地铁站附近和组长打卡开早会。早会先从立正、稍息开始，内容总是反复强调安全问题、准时率、着装要求。

美团外卖早会

中午是张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爆单” 常有发生，在办公区域密集的地区骑手有时一次得带上十多份外卖。

两年前，张帆关了自己在安徽开的零售店，带着老婆一起来了北京。他回忆说，想上岗非常简单，带着身份证和银行卡找到站点负责人。注册以后，骑手要再去办个健康证。

张帆刚加入美团的时候，正赶上三大外卖平台的烧钱大战。2015 年 7 月底，百度外卖单独融资 2.5 亿美元。8 月，饿了么宣布完成 6.3 亿美元的融资。10 月，美团和大众点评合并。12 月，阿里巴巴收购饿了么。

融资、合并之后，是巨额补贴大战，用户下单立减、外卖骑手也拿到了更多收入。

两年前张帆加入美团时，底薪能拿 3700 元，他最怀念的就是那段时间，“那时候干这行的人还不多，送餐特别轻松，一个月轻轻松松地赚个 7000 多块。”

补贴之下，用户下单叫外卖比去店里吃还便宜得多，也催生了更多单量。张帆说“当时是抢单模式，配送的距离都特别近，走着去送餐都行。”

但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外卖这个行业的竞争开始持续升级，随着单量的增多，涌入平台的送餐员也越来越多…张帆眼见着自己的底薪从 3700 降到 3200，再到现在的 3000 块，每个月要送满 600 单，才有每单 5 元的提成。

国贸站在去年已经从抢单改为了派单模式，系统派到谁就得谁去，即使觉得单量太多，他们也没法取舍。

五六千收入虽然不及平台的高补贴时期，但作为一个没什么技术门槛的工作，算得上一个可观的收入了。

据调研机构麦可思的数据，2016 年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为 4300 元，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同时期社会平均工资每月也只有 5169 元。传统意义上的蓝领职位，根据赶集发布的报告，北京 2015 年只有每月 3500 元。

这些外卖骑手正常干一个月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中国普遍的大学毕业生。但补贴期过去后，他们还想冲到每月 7、8 千就非常困难了。

“这些工作其实差不多都五六千，你看网上招聘写的一个月七八千元。实际上都是骗你的，最后进来你得多干才能拿得了那么多，有时候多干了也不一定拿那么多。“在中关村附近每天搬运 ofo 的张生对《好奇心日报》说到。事实上，在我们接触到的三十多位零工从业者中，他们绝大部分都说了类似的数字。

相对他们之前的工作，这已经是一个相对可靠的收入来源。互联网公司很多每周打一次款。不只一位从业者提到早先在煤矿、工地、工厂工作，半年一年才能拿一次工资的窘迫经历。

但另一方面，大多数工作都不会在工作量、业绩相同时，随意降低员工收入——甚至按天调节。一般劳动合同的工作，裁员也必须有相应薪资补偿。

互联网公司用收入激励着这些短期雇佣者，但公司经营风险也直接由员工承担，不再有任何缓冲。

员工管理围绕几组数据进行，晋升途径也很有限

58 到家的孙秀艳是平台上的明星员工。她和 58 到家之间没有长期雇佣关系，但一周七天，从早上 8 点到晚上8 点，她全年无休。

“早上我做一单大概 3 小时，中午在客户家吃饭以后我就去下一家，今年过春节我们全家都是在客户家过的。”孙秀艳这样叙述她的每一天。

58 到家服务结束后，用户则需要给服务人员做出评价，58 的客服也会定期做电话回访。而孙秀艳去年拿了 98% 的好评，零差评。

评价越好，单量和回头客也就越多。说是一份不被时间约束的工作，但孙秀艳总会把所有时间都排满。

58 到家副总裁郭义认为这种大量聚集零工的组织方式有利于大幅提高运作效率。他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称“平台可以通过对评价、距离、需求的计算，来保证这些阿姨们在 58 到家上的接单数量效率是最高的。”

今天，几乎每一个互联网服务平台都将打分与服务人员的薪酬和派单机会挂钩。比如送餐每一单得到好评可以多赚一块，但如果送迟了就只能赚一半的钱。

这个习惯始于 Uber。用户叫车结束后，会弹出打分提示，司机得分低于一定数字后将无法获得补贴，甚至不能再接单。

Uber 用户在开启新行程时必须给上一单打分。但其它平台大部分都不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经常会有外卖员自己花钱发短信给用户，劝用户给自己好评。因为用户不打分，就没有那单的奖励。

大多数用户如果没有看到很强的提示，就不会专门去打好评，只会在不满的时候去打低分或者投诉。

而各平台对低分的反应都很快。一个投诉通常是上百块到上千的代价，一个星期就等于白干了。采访期间，一位口碑外卖的外卖员送错餐，打电话来说自己可以退 20 块钱，只要求不被投诉。

技术帮助互联网公司用少数人管理着数十万的庞大服务团队。公司与这些短期受雇者的关系，往往被简化到打分、成单量、配送时间、评价、投诉这些可以量化的数字。

基于这些数字的奖惩机制让公司以最少的人力成本激励服务人员在更短时间干更多活、少得罪用户。

“骑手们非常容易被投诉。” 杭州东站附近站点的原美团站长陈晓东告诉《好奇心日报》。

但有时问题并不出在配送，餐厅出餐慢、外卖包装不善都有关系。站长除了要维护整个站点的正常运营，帮助骑手进行日常申诉也是工作之一。

站长管理少则二三十，多则上百人的配送站。但这个可以积累管理经验的职位不是骑手晋升环节的下一步。陈站长说这个职位一般对外招聘，很少有骑手能直接升上来。

当问到骑手有什么升迁路径时，陈站长的回答就是两个字“没有“。

大部分骑手在工作三个月到一年内就会离开。但准入门槛低，收入不算差，一批人离开，马上会有一批新人填上。像张帆一样工作两年的已属少数。

张帆最担心的是事故，根据他的印象，100 多个人送餐，每天至少要出那么一起事件。轻则擦伤，重则危及人身安全。相比闯红灯时发生事故的可能，送迟了会扣钱才是必然事件。

各平台都为服务人员提供了意外伤害保险，大多为工作时 2 - 3 元一天，从首笔提成扣掉。

他还没想过什么时候离开北京，但觉得是迟早的事情。

“以后孩子要念书，在这里上户太难” 张帆说自己没事的时候喜欢刷手机里的新闻应用，说知道雄安在建新区了，末了又补充道“所有的活都是刚开始好干，因为他们（互联网）公司要吸引人呗，现在的北京越来越不适合外地人待咯。”

在张帆送外卖经常路过的双井人行天桥上，一副“有序疏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红标语已经挂了好几个月。

用手机找工作、用手机工作、用手机放松、被手机管理

张生来自吉林长春，他每天骑着一辆 ofo 去中关村。看到街上其它小黄车之后张生就得停下来，检查那些车辆的锁是不是有问题、车牌和二维码是不是被刮擦过。

发现损坏后，他先拍照发微信上报给公司，之后 ofo 会派相应的修车人员进行修理。张生接触不到公司的后台系统，他说那是给专门负责维修的人使用的。在整个分工链条中，有人专门负责维修，有人负责调度，也有人像他这样负责日常维护。

上级监督同样要在街上巡车，发现未即时报修的车辆会在微信群里通知张生和其他负责日常维护的人员。

张生看上去不太忙，只是需要常常盯着手机来确认群里有没有派下新的任务。

对张生来说，北京是他两次离开又重返的地方。最近一次重回北京是因为妻子要生孩子，血型为 RH 阴性血，迫不得已。

“很多检查在县城里都做不了，所以我们就又回了北京。”

ofo 的对头摩拜做地面运维的方式也差不多。运维人员每天早上 8 点多穿着橘红色马甲到达所管辖的几条街道。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先用微信发定位给上一级的督导打卡。每次码好了车、或者找出了故障都需要拍照发到群里进行汇报。之后负责调度的车辆会来到指定位置，拖走故障以及冗余的车辆。

会用手机是大多数互联网公司给零工从业者设置的最基本，往往也是唯一一道坎。它们的用户都通过手机呼叫服务，手机下单。它们的员工则要通过手机接单，跟着手机导航前往目的地。58 到家的一位保洁员说，自己去面试的时候，需要给面试官证明会使用地图导航定位。

他们的放松时间大多也都在手机上。不只一位从业者说自己会在爱奇艺应用里下载好电视剧，休息的时候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一次看完一集电视剧。

手机能为雇主提供很多信息，除了用户评价、单量之外也包括违规情况。

李晓在 UU 跑腿送货，这是一个类似闪送的服务。他之前也在闪送干过，但当时为了多赚点，李晓同时注册了多个账号抢单。闪送后台监测到之后，直接封了他的帐号。现在换到 UU 跑腿上后，每天应用也要监控他的手机在线时长是否满了 8 小时。

换工作不太难，但都差不多

李晓过去一年体验了 5 种不同零工。直到 2016 年年中，他还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当时他开着一辆外地牌照的车，每天早上 8 点出车，开到晚上 9、10 点收车。同时李晓还会开着易到接几单。那会儿虽然辛苦，但一天最多可以挣 500 多块。

但去年下半年政策变了。北上广深这几个一线城市在 10 月 8 日当天公示网约车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草案或是征求意见稿。四个城市分别从户口、车牌、车型拉高了专车的门槛。

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两个牌照和户籍管理严格的城市，都要求车辆挂本地牌，司机必须拥有当地户籍。 滴滴挣扎了几个月，但最终北京、上海也没有放松。今年 3 月开始，滴滴已经不向北京三环内的非京牌车辆派单。

李晓没等到这一天。滴滴补贴很快停了，他觉得租京牌开不划算，“亲戚好心借了我京牌。不过借久了就得给人家钱。市面上租个牌得 2000 多。”

位于望京的滴滴司机服务站，目前已经人去楼空。

之后李晓买了辆 2000 块的电动车开始送快递。不过这份工作他也没打算一直做下去。他觉得最赚钱的工作还是摆水果摊，据说生意好的时候每天能有七八百甚至上千。但他又说“北京管得严，这种生意只能偶尔做一做。”

今年过完年后，李晓把刚满 7 岁的孩子送回了山西老家念小学，他也开始盘算着离开北京。

滴滴村不只一个

找住所是这些务工者在北京的基本生活保障。他们大多居住在北京街道里不显眼的平房或者隐蔽的村子里，租金在 600 元上下，以其中一类或者几类职业为主。

其中最靠近中国互联网版图的“滴滴村”大概是最出名的例子。这个村子其实叫做后厂村，位于海淀区，路长约为 4 公里。这个城中村的对面就是百度大楼，联想、腾讯、滴滴等互联网公司的北京总部也都聚集在附近不远处。

后厂村中居住着上千名重庆彭水县人。最开始这里的大部分人以搬家生意为主，2008 年之后订单量开始少了起来。在 2015 年，Uber 和滴滴补贴大战最猛烈的那段时间里，后厂村的大部分人都开始转去做起了滴滴司机。

一年多之后，滴滴不好干了，不少人又重新回到了搬家的老本行中。在这个占地面积约为 1.5 万平方米的城中村当中，停着不同型号的货车，有些上面还贴着 58 到家、货拉拉等平台的标识。

出了这个村子之后，后厂村的这些村民们对于外面鳞次栉比的高楼、均价高达八万一平的西山壹号院没什么认知。一个村民在被问及百度大楼的位置时，也一无所知，尽管距离只有几百米。

在北京这个大型都市里那些不起眼的角落和街道，到处都隐藏着类似滴滴村的“村落”。毗邻北大、清华等高校区的挂甲屯村就是这样，这里居住的人大多以外卖员为主。大多都是楼层不高的平房，平房里是狭长过道、左右两边各有房间，几乎每一户的门窗都用床单或被套改造的窗帘遮了起来。

记者在下午 3 点左右来到这里时，巷子里停了很多共享单车和外卖车，美团、饿了么、百度外卖都有，但见不着什么还待在家里的务工者。

长期居住在这里的老北京居民称他们并不认识这些外卖员。巷子两个警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外卖员通常要到 8、9 点才会收工，他们大部分不再集体租房，而是以散租单间的方式聚居。

高师傅是为数不多还能在村子里见到的外卖员，他正巧赶回家给电动车更换电瓶。这里的房租加水电每月得花上 1000 元。他在饿了么平台上接单干了半年，主要送货的地方是在硅谷电脑城，也就是北大西南门附近的地方，送的区域主要是中关村、北大、清华周边这几个学校。

在这些区域送餐，除了安全以外，违反交通规则也很容易被交警逮到。高师傅说在海淀桥北那条路上逆行，电瓶车抓到一次要罚 50，他就被逮到过一次。说完他就推着车匆忙地往外赶，准备继续送单。

为北京工作，但不在北京生活

今年 23 岁的唐斌是这个群体中的新人，从焊接钢塑铝材到每天看着地图导航给人送餐是三个月前才发生的事情。

当时，他从老家山西运城来北京，在大众点评上搜到一份外卖配送员的工作，餐饮公司给配电动车，每小时有 15 元低薪，再加上 4 元每单的提成。如果能赚到一个用户好评，还能再额外奖励 3 元。每个月有 4 天休息，如果愿意加班的话，还可以再加 150 块。

如今，唐斌还在逐渐适应这份新的工作。“要注意礼貌用语”、”餐具轻拿轻放”、“哪些小区不太好进去，需要绕路。” 这些在每天送餐和培训中积累的经验，在他以往焊接铝合金的工作中不曾有过。

很快，他冲到了公司上个月送单量的第一名，一个月拿了 5000 多块。他说其实和以前在山西老家的收入差不了多少。来北京的这几个月里，唐斌没找房子，平时都挤在同事家 20 平米的出租屋里，等同事女朋友来家里时，他就跑去网吧待上一晚。

唐斌的微信名叫做“奋斗努力”，延续着在 QQ 时代的取名风格，他的很多同事也都喜欢在自己的网名里加上“快乐””勇者”“微笑”这类词语。朋友圈只转过几个“消消乐”游戏的链接，发送时间还停留在他来北京前。

“每天早上 9 点到公司报道，一直干到晚上 10 点下班。” 下午两点之后有那么 2 个小时，唐斌可以坐在店里吃碗盒饭，休息一下，打开爱奇艺看《奔跑吧兄弟》。

刚做外卖员三个月的唐斌有时也会焦虑如何才能找到一份待遇更好的工作。但更多时间里，他愁的事情不来自工作，而是“身边的人都结婚有了孩子，自己却还连个对象都没有”的现实。

唐斌说自己想来看看首都，周末想趁着休息到北京别的地方走走，但又找不到朋友一起去。虽然有同事，但外卖骑手的工作节奏决定了他们之间没有多少交集，和订餐的客人也只是一面之缘。“我平时工作根本接触不到女的”唐斌说道，他并不把客人开门拿饭的那几秒钟照脸和一两句寒暄算作接触。

工作变得灵活了，但其实对他没什么意义，他还是选择用加班的方式把所有空闲时间都填满。他最熟悉的仍是经常送餐的那几条街道。

以前在山西老家，唐斌用陌陌找了一个没在一起多久的女朋友，来北京开始觉得这事儿的成功率变得愈发小。

“一个人在北京，真的挺没意思的。”采访最后，他在微信里敲了这样一段话。那次送餐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

文中除孙秀艳、郭义之外，其他应受访者要求均为化名，特别感谢朱若淼对本文采访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