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发朋友圈？ 人类学家关于社交媒体的15个发现

来源：界线
作者：晴晏
厦门大学法语及法学双学士
比利时鲁汶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硕士

我的硕士论文与社交媒体有关，论文写作从来都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即使是人类学的论文也并没有让这个过程的痛苦减轻几分。在那场漫长的写作中，我一直想要分享给大家一个给予我很多启迪的项目，Why We Post，翻译到中文语境中可以叫做，“我们为什么发朋友圈”。

这是一个由数字人类学大牛、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教授Daniel Miller引领的一个庞大的全球调研项目。在欧洲科学研究委员会社交网络项目的资助下，由九位人类学研究员在全球九个国家或地区开展了长达15个月的田野调查，目的是为了研究社交媒体对人类世界的影响。

我的强烈的分享欲望来自于三方面原因：

1. 这是一个关于社交媒体的史无前例的调研项目，不论规模还是深度；

2. 他们为此建了一个多语言网站，包括中文，上传了所有调研成果，包括一系列可供免费下载的书和一套专门为此研发的有趣课程，相信我，这套课程会让你根本停不下来；

3. 他们的研究成果里有很多颠覆大众常识的发现，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交媒体里的现代人，我想你有必要了解更多这个你每天都在使用的工具，或者说你每天生活其中的场域。

有时间精力的人我强烈推荐上这个网站自行学习：www.ucl.ac.uk/why-we-post

偷懒的人就直接看我整理的这份浓缩版吧。

1.

社交媒体并没有让我们变得更个人主义

大众经常认为社交媒体正在使我们变得更加个人主义、更自恋。我们以传统的集体观念的牺牲为代价，建立起了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交网络。这种现象的确普遍，但更多的情况下，社交媒体其实被用于维护传统的群体关系，比如家庭、种姓、部落等等。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里，社交媒体可以弥合迁移所带来的社会断裂。微信之父张小龙也说过，微信的发明是为了弥合中国城市化带来的亲人分离。

这个流动的社会创造了很多的漂泊者：外来务工者、留学生、移民……他们和原有社会关系的断裂只能靠社交媒体来修复。智利北部的矿工们由于需要长时间在矿场工作，极少与家人见面，社交网络是他们与亲人之间唯一的联系。在一些多宗教国家比如巴西，不同宗教之间的信徒在生活中或许老死不相往来，却通过社交媒体产生了交集。而在中国的一些农村，社交媒体甚至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很多人都会共享手机或电脑，甚至把社交网络的密码告诉自己最信任的亲友，从而使得社交网络的使用成为了一种集体活动而非个人行为。

备受诟病的自拍照除了自恋之外也可以有其他解释。意大利女孩Alexandra每天都会在Facebook上发一张自拍照，每次她都会精心打扮，摆出好看的姿势，用手机拍好后还要用修图软件修得完美无瑕才上传。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自恋或臭美，而是因为她觉得社交网络是一个公共空间，就像出门需要收拾打扮一样，进入这个公共空间的照片也需要被“打扮”。如果说在公共场所把自己收拾干净是一种礼节，那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好看的照片也是在满足一种社会期待而非自私。好看已经成为了一种公民责任。而且社交网络上的照片也并不都是为了呈现自我。英国的案例表明，很多人Facebook上出现的照片都不是自己发布的，而是别人发出来再@自己的。他们让这些照片出现在自己的“时间轴”上也有一部分是出于礼貌。这就像如果有人送了我们一件衣服，我们有义务在下次见面时穿上这件衣服而不是其他衣服一样。

当然，社交媒体的确也让更多刚从传统的集体生活中脱离出来的人们变得更个人主义，但这还远不及某些西方国家的个人化程度。

2.

社交媒体或许会让人分心，但其本身也可能意味着学习

中国很多家长都将社交媒体视作分心的东西。为了防止孩子们被社交媒体分散精力，家长们采取各种措施让他们远离网络：没收手机、给电脑设密码，或者干脆把孩子送到补习班让老师看着做作业。但社交网络是否阻碍学习，或许与其本身就掌握的资源有关。一般而言，资源丰富的学校或家庭会把社交媒体视为分散注意力的东西，而缺乏教育资源的穷人们却认为社交媒体提供了重要的教育资源，比如YouTube、优酷、土豆等视频网站和各社交媒体上的主题群组。

23岁的印度青年Anandan家境一般，从一所地方大学毕业之后，他跟着父亲做了水管工。他希望可以通过公务员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由于无法负担公务员考试培训的费用，他只好使用二手书和网络资源。他在Facebook加了几个公务员考试群，还创建了一个自己的备考群。每天他都会把其他群里的问题下载下来，总结有关考试的讨论，收集相关的试卷资料，再分享给自己群里的伙伴们。他相信凭借这些网络资源，即使考不上国家公务员，州公务员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很多教育机构也意识到了社交媒体的便利。各大知名院校及学者纷纷在网上开通公开课以提供教育资源。英国的一个学校将博客和Twitter引入校园，为每个班级都开通了一个账户，请老师定时拍照分享给家长，家长从而也获得了参与感，促进了学校和家长之间的沟通。中国的学校现在也很流行每个班级一个微信群，家长们工作休息间隙就能看到自己的孩子正在干什么。当然，孩子们乐不乐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3.

自拍有很多种

“自拍”这个词老是让人联想到“自私”，所以人们总是认为爱自拍的人一定很自恋。但其实自拍也有很多不同的目的。

英国的学校现在流行三种自拍：经典自拍（classic selfies），就是大家最常见到的单人自拍；群自拍(groupies），即一群人的自拍；丑自拍（uglies），怎么丑怎么拍。我们通常忽略的一个现实是，相对于自恋型自拍，群自拍其实才是最常见的，这说明人们其实还是更加在意自己的社会关系。

在智利还流行一种足自拍（footie），人们喜欢把自己的脚放在各种各样的背景下拍照：沙滩、聚会、在家看电视等等。这当然不是什么“恋足癖”，而是当事人希望通过自己所处的背景，传递自己正在和什么人什么事产生联系的信息。脚在这里成为了自我的代言人，但周围的人事物显然更重要。同理，很多人会在豪华场所、度假场景、大型活动自拍，其实想表现的都是背景信息而非自己的脸。

我们刚才有提到，由于社交网络是一个公共空间，所以很多人为了拍一张好看的照片化妆、换衣服、修图都不能仅仅被解释为自恋，他们更多地是在满足一种社会期待，因为极少人想要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一张令人不悦的照片。东亚人在这方面或许做得更加极致，我们不仅可以把照片修得不真实地完美，还可能在上面添加很多或可爱或诡异的卡通道具或匪夷所思的妆容让自己变得面目全非。这算是“丑自拍”吗？

当然，并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喜欢自拍，至少土耳其和印度的人们似乎并不怎么喜欢。

4.

线上平等并不代表线下也平等，何况线上也未必平等

尽管社交媒体在网上为某些被主流社会排斥的群体带来了一定的好处，比如发言权。但网络之外，排斥、压迫、差距等社会不平等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

很多底层人民虽然使用着各种社交媒体并享受着其带来的便利，却从未奢望过这能给他们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不过是休闲娱乐罢了。在一些极端落后的地区，使用电子设备及社交媒体或许会让周围的人们羡慕不已，却并不会让比你高阶层的人多看你一眼。不论你在网上发布的照片有多么小资，生活中的一地鸡毛还是得自己来收拾。

在中国，即使很多人砸锅卖肾地买了最新款的苹果手机，他们的网络好友也还是跟自己同阶层的人。中国很多社交媒体都和游戏绑在一起，很多人喜欢在网上晒积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这些积分排行榜，我们会发现另一种不平等：很多穷人只能花费有限的时间和金钱在网络游戏上，而这导致他们无法提高自己的排名。更甚者，由于社交网络的开放性，这些阶层差异得以暴露于公众面前，反而激化了各阶层的矛盾。想想当你春节只能回村儿里陪父母烤火的时候看到朋友圈里同事在欧美豪华游的照片，有没有心里一百个不高兴？

在土耳其，由于严格的宗教管制，17岁穆斯林女孩儿Ayşe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和女性亲友呆在家里。渴望接触外界的她偷偷用手机蹭邻居家的wifi上Facebook。在假名和假头像的掩护下她可以尽情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好友闲聊而不被家人发现。社交媒体给了她很大的自由去做她在现实生活中不敢也不能去做的事情。但一旦下线，她仍旧是那个没有自由的穆斯林少女。

5.

是用户创造了社交媒体，而不是平台开发者

社交媒体，顾名思义，是用来社交的。但是用户们却开发出了形形色色的其他功能，令研发人员也望尘莫及。

英国的研究员展示了英国小学生如何使用Twitter展开骂战，即使对骂可并非Twitter设计者的原意。一位来自印度的47岁建筑师喜欢每天早上六点前在Facebook上发一张印度神的照片，对他而言这是在积德。因为他知道自己很多朋友都会在醒来时先刷一遍Facebook，一张印度神像照会给大家带来吉兆。当他陆陆续续收到各位好友的点赞提醒，他就觉得自己今天又行善了，一整天都会好好的。这些匪夷所思的新功能恐怕令开发者也大开眼界吧。

但开发者们根本无暇顾及这些用户们自行开发的新功能。社交媒体平台层出不穷，如何维护用户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很少有人知道谷歌曾经推出过一个叫做Orkut的产品，它曾经是巴西的国民社交平台，却很快被Facebook、Twitter等替代。尽管Orkut开启了巴西的社交网络时代，以至于现在还存有orkutization这样的词，Orkut这个平台却早已烟消云散。在中国，当人们从发短信换到发微信时，没有人觉得有任何问题，你甚至不需要时间去学习。微信2011年才推出，至今也才7年而已，大家估计都忘了自己是如何从QQ换到微信的了吧？用户并不关心自己用的是哪一个平台，更重要的或许是“我的朋友们在用哪一个平台？”。铁打的用户流水的平台，各位开发者切莫得意忘形。

6.

貌似开放的社交媒体其实非常保守

看起来越开放的社交媒体平台实际上越保守，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且避免在这样的公众平台发表带有强烈个人主张的言论：除非你确信这是大多数人都认可的。与之相对的比较私密的社交媒体平台，比如WhatsApp或者微信私聊，里面传播的内容反而更极端更激进。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根据受众的不同选择自己的不同面向示人。

在中国的国情下，普通人鲜有在朋友圈讨论政治、性、宗教等话题的，但偶尔某些小圈子泄露出来的私密对话却令人瞠目结舌：原来我们的社会已经开放到如此程度。在印度保守地区，种姓制度仍然是一个极大的桎梏。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有低种姓朋友的年轻人们只好注册两个账号来维持自己的两幅面孔。而在智利，人们不希望被人认为与众不同，害怕被人以为在炫耀，于是大部分人都尽量选择发布和他人类似的内容。相对而言，英格兰和特立尼达对政治意见的发表或许更为宽容，这是因为这两个地方的人都擅于使用幽默的语言来谈论政治，使人很难对此产生敌意。

7.

过去我们只是聊天，现在我们聊照片

社交媒体在以牺牲文本和声音的代价开始视觉化：照片成为了一种交流方式。

照片作为一个载体，无需多言即可传递很多信息，不论是对于信息发布方还是接收方都是更为高效便捷的方式。巴西村民尽管生活在简陋逼仄的砖屋里，但偶尔在Facebook上发布一张自己在泳池、沙滩、健身房的照片便可以收获很多人的艳羡。“赞”意味着一种认可，为了得到更多的“赞”，人们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化妆、搭配衣物、摆姿势、摆盘……这种“求赞”心态极大地提高了整个社会对美的追求。与之对应，如今作弄朋友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偷拍其丑照放到社交媒体等着看ta被朋友们嘲笑了。而且，相较于文字和语音，图片更能给人亲近感和现实感。

当然，视觉化除了这些稍显肤浅的意义之外，它最大的意义其实跟当年中国推广简体汉字一样，极大地降低了社交媒体的进入门槛。印度的26岁青年Nathan很早就辍学了，因为不识字他一直很自卑。在朋友的怂恿下他买了智能手机，朋友们每天会给他发送一些YouTube上好玩的视频链接，他只要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了。渐渐地YouTube通过历史观看纪录会给他推荐相关视频，于是他通过首页推荐和封面图就可以找到自己想看的视频了。有了这个经验，当他再学习使用Facebook的时候就容易多了。现在他的日常就是打开Facebook，刷一遍上面的新鲜事，看到喜欢的照片或视频就点个赞，想给朋友们看就分享。视觉化的社交媒体使他可以参与到这些曾经属于“知识分子”的圈子里。

在中国沿海城市打工的23岁青年黄勇14岁就辍学了。因为觉得自己没文化，他在生活中话很少。他唯一的表达途径是在QQ空间里转发大量表达内心情感的文字和图片，转发时他通常只评论一个字：我。这些文字图片所表达的内容就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但他写不出来，只能转发别人的成果。

8.

社交媒体并没有使世界更同质化

人们普遍认为社交媒体使得世界越来越同质化，然而这样的想法还有待商榷。研究表明，世界各地的人们总能找到自己的方式使社交媒体满足当地需求，使得它更像是一种展示文化差异的新方法。

个体差异非常明显。由于个人背景和需求的不同，我们对于社交媒体的选择和使用习惯都差异甚大。当我们想要私密交流时我们可能会选择微信私聊，当明星名人想要推广自己的新作品时他们更倾向于使用新浪微博。在某些人因为乱加好友被冻结账户、无时无刻不想要“说点儿什么”的时候，另一些人则对添加好友、点赞、发言等行为都更加谨小慎微。

地方特色也逐步凸显。大家越来越喜欢使用自己的方言，给人一种非常真实的交流感。这也导致部分地方方言流传甚广，比如巴蜀地区的“巴适”、上海话里的“吓吓侬”、粤语里的“港真”等。很多地方也在积极利用社交媒体营造地方特色，尤其是旅游景区就致力于在社交媒体上宣传自己的地方文化、民俗特色等。

社交媒体的使用还透露了各地差异巨大的价值体系。讲究“关系”、公私不分的中国人在享受微信所带来的便捷服务的时候，喜欢“专器专用”的欧洲人却觉得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交付给同一个平台非常可怕，他们宁可麻烦一点也要让不同的社交媒体承担不同的社交功能。在土耳其、印度等国家，传统的荣辱观对于当地人理解社交媒体仍旧非常重要。在英国，社交媒体使习惯保持距离感的英国人长舒了一口气：如果说以前他们还需要时不时地和自己不太喜欢的亲戚见见面的话，Facebook使得他们从这种义务中解脱了出来：多点点赞就好了，我们还算是保持着联系，没必要非见面不可。

通过社交媒体去偷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反而更加丰富多彩。

9.

社交媒体的确推动了社交商业，但并非所有形式的商业

如今这年头谁的朋友圈里还没几个做微商或代购的。极速发展的社交网络便利了很多商业行为，比如P2P。 然而对于其他形式的商业，其影响可能并没有那么直接。尽管很多商家都瞄准了社交平台，但通常只有和人们有直接联系的商业行为才会取得成功。

英国的社交媒体咨询师Rupert有一个理论：营销号的内容最多只能有20%与营销有关，其余80%都得用于和客户建立亲密关系。说到底，社交媒体上的商业行为都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点或许中国人最有发言权。从淘宝的阿里旺旺、评价、买家秀等各种兼具社交的功能开始，各商家都逐步学会了要和消费者“做朋友”。微商更是反其道而行之，先做朋友再做生意。

其他国家的社交网络上商业行为相对较少，但也并不罕见。很多商户都会在Facebook上创办自己的公共主页用以宣传。巴西女士Carla通过在社交媒体上给有供给和需求的朋友们相互介绍，从而在解决了一位朋友的需求的同时又促进了另一位朋友的生意。智利的一家小小寿司店，通过社交媒体做宣传和提供外卖，在小镇上做出了一番事业。特立尼达的营销专家对网络营销的各细节如数家珍。印度奶奶通过Facebook主页让全球的人们都了解并认同她在做的善事……在所有田野点里，意大利的社交媒体或许是最不商业化的地方了，顶多只有当地的小商贩和活动会发布免费信息而已。

10.

社交媒体在公私领域之间创造出了新的空间

传统的媒介要么是一对一非常私密的（信件、电话等），要么是完全公开的（广播、电视、报纸等）。而社交媒体不一样，它针对某个群体，这个群体可大可小，游走于绝对的私与绝对的公之间。研究员王心远博士在访谈中表示：社交网络不是单纯地拉近或者疏离了社交距离，它只是把人放在了恰当的、可以调控的距离上，能够低成本地维持人际关系，形成一种“可控性社交”。

大家都或多或少地处在某些群组里面，少则三四人，多则几百人。这也挑战了我们对于公私界限的理解：到底多少人算“私”多少人算“公”？中国还有个知识付费的产品叫“小密圈”，当一个圈子里有几百个人的时候它还算“密”吗？

基于不同的主题，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群组在各个社交媒体上被创造出来。社交媒体既可以用来巩固已有的人际关系，也可以在共同兴趣爱好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友谊，而我们的社会关系也有可能被打乱而得到重新组合。除了家庭群组相对稳定之外，其他的群组都是多样化的、不稳定的、相互重合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加入形形色色的群组，有些好友也会与我们同处好几个共同的圈子。当你每换一座城市，基本上就意味着你的社交圈就要来一次大换血。而在这些不同的社交圈子里流行着完全不同的传播内容。和日常生活中一样，由于大家的关注点不同，很多内容即使是公开的，却并不会被不同的圈子分享。研究员通过对中国145名沿海工厂打工者和55名上海中产阶级的在社交媒体上4个月的观察，发现在他们分享的6000篇推送里，重合率只有一篇。在此意义上，互联网或许是提供了足够多的开放信息，但多数人仍然生活在自己思维的高墙之内。

11.

社交媒体不仅是一个交流工具，它正在成为人们生活的地方

社交媒体在逐步侵占人们更多的时间。对某些重度使用者而言，他们花费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比线下生活的时间还要多。而对于另一部分人而言，社交媒体甚至还是他们工作的地方。几乎在每一个有网络的地方，我们都能观察到年轻人“沉迷网络”的现象。很多人对此感到忧虑，认为网络生活是虚拟的、不真实的。很多父母觉得孩子一旦进入网络就跟自己不在同一个世界了。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网上发生的事情也是真实存在的，它也的确影响到了我们的线下生活。我们在网上承诺的事情也需要去实现，我们在网上下的订单也会收到货，我们在网上付出的劳动也同样会得到报酬。线上空间发生的事情更应该被视为线下生活的一种延伸，而非替代。

一个力证来自于意大利。由于这里本来就社交活动异常丰富，人们似乎并不太依赖社交网络。但某些人群，比如一位杂货店店主，由于必须天天守在店里，他的社交生活十分有限，只好将大量时间用在各个社交网络上。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线下生活丰富的人反而更少地出现在线上，长年在线的人大多社交匮乏，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不排除某些人精力旺盛可以线上线下两手抓。

特立尼达的一对情侣大学毕业后就异地了，但他们一直都通过Skype和Facebook保持着联系。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把Skype开着，并不说很多话，只是各做各的，仿佛对方就在身边。有时候甚至一直这样到睡着。这样的习惯让后来他们重新在一起时几乎没有什么陌生感和距离感，反正两人都已经非常习惯彼此的在场以及各自的生活习惯了。

社交媒体不仅可以弥合现时的缺席，还能满足对未来的期待。19岁的打工妹丽丽是个重度QQ使用者，她几乎从不下线，将所有空余时间都用来跟朋友聊天以及逛QQ空间。逼仄嘈杂的合租屋承载不起她想要的生活，她只好在网上实现她的梦想。她的QQ空间装饰得非常梦幻。从农村搬到到城市并未使她离城市生活更近一些，反而是在网上似乎离她的梦想更近一点。某一次研究员去合租房找她，38度的室温下，丽丽正沉浸在自己的网络世界里，回头看到满身是汗的研究员，丽丽笑了：“手机之外的世界很难熬吧？”

12.

社交媒体可以对性别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马甲号”有时很必要

另一个被社交媒体影响的领域是性别关系，尤其是在极度保守的社会里，年轻男女们可能通过社交媒体产生直接而持久的联系。有时候，一个“马甲号”可能会起到关键作用。

通过社交媒体，年轻人得以去做一些不为家人和社区所接纳的事情。土耳其姑娘Kinem是学音乐的，然而在她那个保守的家乡，音乐并不是一件被人推崇的事情，更别提让她抛头露面了。为了自己的个人发展，她用假名注册了一个账号，用来在网上推广自己的音乐。

Paulo生长于智利的一个小城市，和家人感情很好。但他不敢让母亲知道他是同性恋。随着他在同性恋社团的工作越来越多，不断地有相关人士在Facebook上加他。害怕被母亲发现，他赶紧注册了一个叫Paulina的新账号把所有同性恋圈的朋友都加到这里来。幸好母亲虽然最后还是发现了，但选择支持自己的儿子。

同样是同性恋，特立尼达的Julie就没那么好运了。她被父母发现自己通过Facebook交女朋友参加LGBT社团，被勒令删除账户。但她又偷偷注册了一个匿名账户，开始扮演线下异性恋、线上同性恋的双重生活。终于有一天她受不了了，选择了主动离开这个世界。

在中国，尽管主流社会仍旧要求男性要有“阳刚之气”，但在网上，撒娇卖萌已经不再是女性的特权，“受伤了，要抱抱”之类的流行语男女都在使用。而这也在渐渐地影响男性们的线下表现。

13.

每一个社交媒体平台都需要被放在其他同时存在的媒体语境下才能被理解

大多数人都会用很多种不同的媒体平台来处理不同的社交关系或展现不同的自我。相应地，别人也会根据我们所使用的媒体平台来评价我们。这使得社交媒体的使用不仅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而且也成为了一个道德问题。要想正确理解某一社交媒体平台，我们就必须将其置于其他同时存在的媒体的语境下。这就是Miller教授团队提出的复媒体理论（Polymedia）。

印度南部的仓库管理IT技术员Vasu对社交媒体的运用就支持了这一理论：他用Facebook关注亲友的近况，用WhatsApp聊天或分享一些不愿公开的信息，用LinkedIn来获取和发布工作相关的信息，用Skype和TeamViewer来给同行业人士做远程咨询及培训，Twitter只用来关注几个自己感兴趣的人。如果我们只是关注Vasu在某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表现，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个人。

我们在生活中也会发现，有时候一个再忙每天都要发好几条朋友圈的人忽然沉寂了。一个很大的可能是他失恋了，不想让自己身边的人担心，所以转到没什么熟人的微博上发泄情绪去了。

在智利北部，Facebook和WhatsApp是最流行的社交媒体形式。不过，人们也会通过面对面、传统短信、电话、Skype和电子邮件进行交流。一场对话从起初的某种交流方式迅速转为另一种方式。有人可能会突然挂掉电话，以便用WhatsApp发给对方一张照片，或者用Facebook Messenger发表情包。如果电话信号不好，突然中断，而人们认为wifi信号比电话信号强，可能会转而用Skype。如果人们要分享重要信息，会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文件或者敏感信息，而不用社交媒体。这幅关于社交媒体用法的拼图，展示了智利北部人是如何通过整合各种各样的通讯媒体以适应自身需要的。

14.

贴图已成为网络生活的道德警察

和表情包不一样，图文贴图（meme）不论严肃的还是幽默的，大多在维护或反对某一种价值观。那些可能羞于表达自己价值观和意见的人，通常会使用图文贴图。尤其在某些落后地区比如中国的农村，很多人可能不善于处理文字或表达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情绪表达的需要。贴图给了他们这样一种出口，让他们得以表达复杂情感。而这些强烈的价值观导向的贴图，使得其成为了网络世界里的道德警察。

30岁的Francisco像许多智利北方人一样，不会在Facebook上传太多原创内容。他很少更新状态，甚至很少发一个完整句子。但他每天都会上传各种各样的图文贴图、视频和音乐。大多数贴图以边缘化和差距为主题，通常带有幽默的口吻。他上传过这样一张贴图：在伊甸园里，夏娃问道：“亚当，我们在哪儿呢？”亚当回答：“我们在智利呀，夏娃。你没看到我们没衣服穿、没东西吃、没学上、没有医院吗？他们竟然还跟我们说我们在天堂！”通过这样的贴图，这些不善表达的底层边缘人士得以回击那些生活在首都的政治经济精英们：这就是你们所宣称的天堂。

宗教是贴图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很多信教人士每天都会发布带有神谕的神像到网上，他们坚信这不仅仅是为自己行善积德，更是在传播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当然，相较于那些还能博人一笑的幽默政治贴图，宗教贴图也是最讨人厌烦的。

尽管时不时就有爆红的贴图风靡网络，但很多时候它们不过是讨人厌的道德警察，发布者在私生活中也未必如表现的那么道德。

15.

社交媒体可能威胁到隐私，但它也可能保护隐私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忧社交媒体所带来的隐私泄露问题。然而在人口拥挤的东亚及南亚，人们往往和一个大家庭共同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在中国的很多农村、工厂或学生宿舍，大家习惯群居，进门也不会敲门，在这样的空间里毫无隐私可言。反而是社交媒体给人们提供了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让他们第一次有了隐私的概念。

中文的隐私并不完全等同于英文里的Privacy。“隐”（隐藏）和“私”（秘密，甚至暗示“不合法”）这两个字传递的是一种比较负面的暗示：应当隐藏起来、不让他人知道的秘密。这与中国的集体文化传统有关。即使在工业区，中国人对工作和家庭生活的监视也无处不在，因为人们认为，需要隐藏起来不让别人知道的事，一定是羞耻的或不好的事。而英文里的privacy代表了一种正当合理的个人边界感，并没有任何负面含义。不论好事坏事，不想让你知道是我的自由。

17岁的思思是名理发师学徒。几年前，她第一次从电视连续剧里听到“隐私”这个词，感觉很时尚，很现代。她住在集体宿舍，几乎没有私人空间。“到了晚上，每个人都在跟男友打电话，像菜市场一样吵……互相看得到对方，也听到对方说什么，好像没有一丁点秘密。”思思为了保留一些个人空间，晚上跟男朋友用QQ发信息，取代打电话。“我在QQ上无拘无束。能看我资料的人都是我的朋友，不会介意我在网上做了什么。那些迂腐的呆子不能看我的QQ。这就是我的隐私，对吧？”思思说。这个镇子上的人大多也像思思一样，从没体验过不受他人注目、享有私人空间的环境。在这种背景下，社交媒体提供了体验隐私的机会，使隐私权合法化。

生活在相对封闭的中国农村人以前很难有机会与陌生人互动，但社交媒体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骄是从村子里来到小镇上帮工的一个照相馆学徒，他刚来，朋友不多，为了排遣寂寞他用QQ和微信和以前村子里的朋友们保持联系。为了交新朋友，他也会使用“附近的人”等功能。但他并不想对陌生人暴露自己的身份。于是他给自己的微信起名为“孤独的烟头”，并使用了卡通头像。这样只有自己真正认识的朋友才知道他是谁，陌生人不会。

社交媒体也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偷窥欲，我们可以在各种媒体上偷窥别人的生活而不被发现。当然你也可以控制自己能被别人偷窥的部分。社交媒体在增加隐私的同时也减少了隐私。它给了每个个体逃脱家庭监视的空间，但同时也使得以前属于隐私领域的内容被暴露在了公众视野之下。

Katibe是一个来自土耳其小地方的22岁女大学生，她有一个半同居的男朋友。除了她的妈妈妹妹和一些好友并没有人知晓这件事。如果传回她那封闭的家乡，她和她家庭的名誉都将受到严峻挑战。Katibe和男友在学校的时候很公开，但她仍然很担心这件事会通过Facebook传回自己家乡。所以她不仅从来不分享和男友的照片，每次和朋友出去玩之后还要小心翼翼地“审查”别人发布的照片有没有会暴露自己秘密的细节。私密和半私密领域的界限在社交网络上被打破，人们需要花费更多的努力去防止自己的秘密泄露到另一个圈子。

对于信奉“家即是堡垒“的英国人而言，社交网络极大地侵扰了他们的私人空间。曾经觉得无比安全无比隐秘的家现在也时时有可能被暴露在公众面前。这种对于隐私的侵扰不仅会给个人带来危害，对基本的社会制度也会造成影响。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自于社交媒体对英国收养制度的影响。收养的原因多种多样，有时候需要保护孩子们免受原生家庭的影响。有一个小女孩在Facebook上看到她的生母在辱骂她，还有她那出轨的父亲。这件事给孩子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她当时就疯了，砸烂了收养家庭的房子、窗户、门……还有一位男孩儿，他被收养后，他那丧失了抚养权的父亲在社交媒体上联系到他并询问他的住址，20分钟后就来到了收养家庭门口疯狂砸门要求归还孩子。这种情况通常会导致孩子被迫再转移，也给收养家庭带来极大的困扰。越来越多的收养家庭开始限制孩子们使用手机及社交网络，但孩子们又会认为这是在侵犯他们的权利。这给本来就很复杂的收养体系增添了很多困扰。

关于Why We Post我就分享到这里，这应该是“界限”发过最长的一条推送了，感谢阅读到最后的你。我想用王心远博士的一段话做结：“在科技之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没有中介的。其实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与自然之间有一种文化的连接，人是包裹在文化中的。即使当我们面对面交流时也会产生许多无形的期待，这种中介就好像空气一样，充斥在我们周围。从来不存在没有中介的人际关系，科技只是改变了中介方式，但却并没有改变人际关系，用我们的“获得理论”来讲，在未来我们只是会从科技中来获得人性中缺失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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