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咋一个朋友都没有。。。
最近,特斯拉车主站上品牌展车的车顶维权,并表明自己“有身孕”后,被安保人员强制架走的新闻,引发公众和媒体的一片倒戈,而后前媒体主持人,现特斯拉高管的发言,不无自豪地表示(大致意思),特斯拉没有公关部,不会对无理要求妥协,更是引发一众哗然。
媒体人固有的基因和强势,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在意识到公众情绪的反噬后,特斯拉中国才软下来,发表致歉声明,表示积极配合调查,与车主取得沟通并提供车辆数据,随后更是晒出特斯拉车主的“奶茶关怀”,并对事故调查做出披露,公众情绪稍微缓和,并感觉“事件反转”。
与此对应的另一幕,则是另一位车主想站上特斯拉展位维权,被及时发现并制止,并用黑布将全程掩盖起来。
这也算得上是上海车展史上最喜剧的一幕(可以没有之一)了,就连隔壁传统燃油车阵营的雪铁龙,也连夜策划了车顶芭蕾舞的即时节目,围观李想参观小鹏汽车的人群中,也喊出了那句“吊打马斯克”的口号,而在去年十一月,马斯克还含沙射影地表示,小鹏汽车抄袭特斯拉。
这距离马斯克在推特表示“超越苹果也就几个月的时间”的言论,也就一个月的时间。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谈到过公众的愤怒,它不仅是事件相关方引起的,更多的是路人围观心态造成的,这里面有三个原因去理解众怒的形成:
1、事件相关方受到伤害
这个语境的相关方,就是特斯拉车主了。
在一众舆论炮轰下,以及接连的特斯拉交通事故被扒出来,即使其中大部分不是特斯拉的责任,也会让车主承受两方面的压力:一,人身安全的忧虑,特斯拉不安全的标签被各种渲染;二,公众监督的压力,网上有部分自媒体调侃道:“如果车后方有辆特斯拉,请尽快超越前方的车”,特斯拉碰撞测试自动识别以及制动性不及时,也被一众转发,这让特斯拉车主无疑背负了“被针对”的心理压力。
此外,暴露在镜头前的“粗暴”对待维权者的行为,以及高管的表态,也让车主代入其中,产生了不信任感。
这种不信任,也就造成了“坚定的支持方”变得犹豫,特斯拉车主群体在事件发生时的集体噤声,便是直观地体现。
特斯拉中国官微虽然想“拉拢并安慰”他们,不惜以极不官方的形式晒出奶茶订单留言,但却也惹得群嘲——少冰少糖都有,看来车主对特斯拉每个人的口味都了如指掌。。。
2、强者心态注定难以获得谅解
在公众视角来看,永远是同情弱者的,而强者形象难以建立信任度,又或者是听你解释的意愿。
在社交媒体极度发达的当下,每个人都有了对一项事件的发言权,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不理智的,当你在初期建立了强硬形象,后续你再道歉软化态度,并晒出各种证据和沟通进度,也会被各种质疑。
正如我说的,最大的沟通障碍不是绝对的正确,而是在对方理性时,你要给与事实和进度等证据,当对方处在感性表达时,你要尽可能地在情绪上去化解。
就像女朋友突然不开心,你就摆事实讲道理,这不就是直男癌嘛。
如果在事件发生时,以更软地方式处理维权,高管不要急着在媒体面前发声,而是软着陆地处理,会有更多的回旋余地。
你会发现,特斯拉中国在事情发生时,所有的反应是应激性的,而不是通过公关方式去统一口径(当然,特斯拉没有公关部),一开始就定调了。
面对冲突,首先要软化冲突,而不是制造戏剧性,引发更大的冲突或者围观效应,永远要记住,当一件事情成为热门话题,说明绝大多数人不是利益相关方,而是路人,他们才是舆论的大多数。
此外,这里说一句不太正确的话,即品牌的应对不要陷入精英思维。
这里举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调研数据,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网民中,初中学历占比最高,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网民不足一成。小学及以下学历的网民群体占比由2020年3月的17.2%提升至19.3%。
3、基本价值观的冲突
在中国,维权事件一直是个敏感问题,就像当年的“拦轿喊冤”,看上去是个例事件,但在媒体多年的新闻轰炸下,我们对这类事情也有这应激反应,“维权受阻”反映的是基本价值观冲突,就是“店大欺客”。
想想奔驰维权事件,当时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段维权车主的自述是,我一个成年的高材生,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以这种既不体面的方式去维权的,我也怕丢脸。
它不仅反映了维权艰难,更是弱小的个体,在巨头的企业面前,表现出的无助和失去尊严。
平等和尊严,是底层的价值观,我们都渴望被尊重,而社交媒体让这种渴望有了巨大的拥趸,每个人都可以发声,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需要被尊重。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让品牌一味地弱化自己,一味地退步,而是去把握好平衡,也就是电视媒体上常说的“互相谅解”。
例如在《如何应对的公众的愤怒?》一书中,作者引述了发生在动物保护组织和生物实验室的矛盾,当时动物保护组织斥责用动物做试验不人道,它们也需要生存,而生物实验室也表示,不对动物进行试验,很多对人类有益的研究就无法进行。
看似尖锐的矛盾,其实也有化解的余地,也就是某种共识。动物保护组织与生物实验室的共识是,生物的种类也有差异,例如一只猴子和一只蚊子,当然应该区分开来,在此基础中,双方便进行进一步的探讨,随后取得共识。
因此,面对价值观的冲突时,品牌不仅要有识别最大危机的能力,也需要找到某种稀缺的共识的能力。
同时,在上书中也阐述了,品牌需要用公关互利法来替代传统的公关策略,即响应对方的关注,对事实进行联合调查,提前做出风险承诺,共享权力,自始至终以诚信为行事之本,建立与公众之间的长期关系。
这里面的关键词是:预警(不要把问题挤压到不可控的地步)、及时(响应时间和应对策略)和坦诚(公布主要事实真相,并让关键角色参与进来,注意是主要事实,不是一股脑全部丢出来),进而与各相关方建立长期关系。
长期关系不仅意味着品牌忠诚度,还有在出现风险时,只要不是不可逆的错误(比如三聚氰胺事件),有人会给你说说话,评评理,至少不会上来踩你一脚,也就不会出现舆论一篇倒戈的情况。
正如在《遇见大咖》中,何小鹏表示,自己性格内向,以前不喜欢抛头露面,认为只要做好产品就可以,现在不一样了,自己更主动地、高频地去参加车友会,真真正正地融入到那个圈子里去。
另一块,也是特斯拉事件的关键方——媒体。
如果一味地把锅甩到媒体身上,可能是最大的误区,正因为没有和媒体维护好关系,即使此前已有车评人给特斯拉打差评,特斯拉好像也没有什么动作。
如何去理解媒体的价值和意义,我概述为媒体的利益、品牌的态度和媒体的作用三部分。
第一,媒体是靠信息而生存的,如果不能像媒体披露信息,那等于鼓励他们去挖掘隐瞒的事实,而各种猜测在公众的演绎下,也会变成谣言满天飞;
第二,品牌需要坦白相告,还是那句话,不是全部交代,而是交代关键的事实,即使不知道,也要明确地表态会持续向大家公布事件进展,也乐意与媒体保持第一时间的联系,如果表态暧昧不清,媒体会主动探寻事情的真相;
第三,媒体的立场是第三人,所感兴趣的是大众关心的事情,之所以媒体对负面有着极大的热情,是因为负面消息永远对大众有着更强烈的眼球效应,但他们也会将“现场感”展示给读者,既有分歧,也会展示共识。
对于本次特斯拉维权事件,我本人最大的感受的就是:好像特斯拉,没有一个朋友。
公众在愤怒,车主在沉默,媒体在揣测,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不信任”,甚至是“嘲讽”。
这种局面,也与特斯拉的品牌文化,有很大关系,而品牌文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始人的性格。
过往在面对负面时,马斯克总是冲在最前面,展现出满满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各种应对方式也引发一片哗然。
当然,有时候也有出其不意的效果,例如当大家质疑马斯克要破产时,马斯克索性发了一张躺在大街上,拿着一块“我破产了”(大致意思)的牌子,拾得一波好感。
但当品牌进入到全球化时,各种细枝末节的问题,不是创始人的个人魅力能拯救的,平时多维护好各方关系,不要表现得太过强势,也不至于如此,更何况传统燃油车阵营的对手虎视眈眈,就盼着你出错。
细数一下,特斯拉主动紧急制动测试不尽人意,降价风波,车身漏水等等质疑,好像品牌从来没严肃、认真、官方地回应过,更遑论各种车主维权事件了。
这种外企的“傲慢”,是最刺痛国人的,想想当年罗永浩怒砸西门子冰箱,过往的案例不胜枚举。
最后的最后,作为自媒体人的我感慨一下,注意,我说的是自媒体,而不是传统的权威性媒体。
现在很多企业平时都会和自媒体做好关系,例如邀请自媒体人参会,平时发一下公关软文合作,必要的时候还请你拿个奖啥的,这些东西看上去很“中国式关系”很“玄学”,但出了事儿后,合作得好的媒体是不会倒戈的,至少会等到真相大白于天下。
毕竟,自媒体之前夸了你好,也不会倒戈,这也等于打自己脸了,他们更有耐心看你后续的言行,这就是长期关系的小映射,互惠原理是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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