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租连涨 7 个月后,我辞职了”
作 者 | 沈 慧
编 辑 | 唐也钦、阿 米
数 据 | 张倍笛
设 计 | 张 灿、郑舒雅
大城市的不容易,常常是从租房开始的。
不同于电视剧,现实中的租房是无数次退让和妥协组成的。离公司近租金+1500元、离地铁近租金+800元、有独卫租金+500元……房租成了年轻人走向经济独立路上的第一只拦路虎。
虽然城市给人留下了无限可能,但交了房租之后,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已经拉响警报,城市留给他们的选择也只剩下了沙县、黄焖鸡和兰州拉面。
从2021年的数据来看,如果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想在城市里住上一间体面的房子是困难的。
举个例子,深圳的2020届应届毕业生平均月薪近7000元,如果你想在这座城市住上30平米大的房子,那每个月你有43%的收入要交给房东。在北京,这个数字是42%,在上海,这个数字是38%。
一线城市的魔力越大,房租收入比可能就越高。
从房租价格的趋势来看,年轻人的房租负担可能还在不断变大。
根据全国房价行情网的数据,2021 年全国14座主要城市的房租同比都在上涨,而且不管是整租还是合租,部分城市的涨幅都比较明显。
如果你要合租,北京和上海仍然是中国合租租金最高的城市,平均月租金保持在2500元左右。广州、深圳等城市的租金同比增长最明显,均超过了25%。本就因为价格问题选择了合租的年轻人,有可能在过去一年里,胆战心惊地接收房东的每一条微信。
整租方面,京、深、沪的整租月租金和其他城市拉开了明显距离,这三座城市的平均整租租金均超过了8000元/月。
但从涨幅来看,武汉的整租租金同比涨幅明显,达到了35%。在“留下百万大学生”的号召下,高薪企业和优秀工作机会的到来,也许让武汉的租房市场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卖方市场。
而且,如今即使愿意付出高房租的年轻人,也可能住不到城市的中心地带了。
如果想单独拥有一整套房子,北京最核心的东城区、西城区平均租金价格在1.3万元/月上下。上海的租金天花板出现在黄浦区,在这里,平均整租租金达到了1.39万元/月。
在价格压力下,多数人只能选择合租。2021年,上海主要行政区的合租租金保持在2000-3000元/月的区间。北京的情况也类似,想要住在朝阳、海淀等核心区域,平均月租金也在3000元左右。
在各地租金都在上涨的时候,我们将以3位上海青年的蜗居困境为范本,带你走进他们的租房生活。从这 3 位背景不同的年轻人,一起看看 2021 年的大城市生活究竟如何。
01“公司有沙发,盖块毛毯就能凑合睡一晚”
2019 年,小陈来到大城市。作为一个新入职的编辑,小陈的收入没多少,租房的要求却有点高。她需要靠近地铁站,方便她出门采访说走就走。因为她经常要在家写稿,室内环境也不能太差。
小陈的运气不错,她在公司附近找到了一个二房东直租的房子,18m² 的主卧,朝南,带独立阳台,和室友共用厨房和卫生间。唯一的缺点就是贵,加上水电费,小陈的房租一个月 4000 多元,当时她试用期的工资不过 8000 元。
在父母的资助下,小陈还是搬进了这套房子,她感觉自己过上了都市丽人的生活:客厅有电视、沙发,她和室友周末经常窝在一起吃饭、看综艺。家斜对面就是一个购物中心,有优衣库、名创优品等品牌,她下班后偶尔会去逛逛。
来到 2021 年夏天,房子合约到期后,小陈没打算续约。房东涨了 10% 的租金,涨得不多,但小陈依然承担不起。“今年我 24 岁了,再让父母贴补房租,我不好意思。”小陈说在她小的时候,妈妈告诉她要自立。后来家里人从“供你读完书就要求你经济独立”到“工作了以后还每个月补贴房租”,一路让步。
于是小陈想在租房上省点钱,实现经济独立。她把预算降到了 3000 以内,但她对租房的要求仍然没降,“远就远点,但我住得一定要舒适”,还增加了一条,“主卧独卫,卫生间干湿分离。”
考虑到经常要出差,小陈把找房范围锁定在了火车站附近。很快,她通过长租公寓租下了一套位于郊区的两居室主卧,采光好、房间大、书桌宽敞,带独立卫浴,加上服务费,每个月房租也就 2800 元。
距离城市中心有一定距离的郊区是租房的洼地之一,但缺点也显而易见:小陈的通勤时间从原先的 30 分钟骤升到 80 分钟,小陈开始经常迟到,“虽然公司不打卡,但每天都是办公室最晚一个到,我也觉得很羞愧。”
小陈说,为了防止自己第二天迟到,每个工作日晚上 20:45,小陈心里那个看不见的闹钟会咔哒一声,提醒她,差不多该出发回家了。而她总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工作再拖一小会儿,等到坐上地铁再一看手机,快 21:30 点了。回家路途漫漫,小陈要先坐 2 号线到终点站前一站,再换乘 17 号线坐 4 站,最后步行 15 分钟才能到家。“回家后稍微收拾下房间,洗个澡,就过零点了。我还有点睡眠障碍,无法立刻睡着,刷会手机听会播客可能就凌晨 2 点了。”
由于通勤时间太过漫长,小陈每天只能睡 6 小时不到,因此她有时候会选择在公司里通宵,公司有沙发,盖块毛毯就能凑合睡一晚,这样的事情每个月都会发生 3-4 次。
“有时候写完稿就凌晨一两点了,回到家洗漱完就是三四点,第二天八点又要起床,还不如在公司多睡一会。”
小陈也试图在漫长的通勤中找点事干,比如在手机备忘录里写稿、刷刷社交软件找选题,来让通勤时间变得有效率,“但实在太累了,在地铁里摇摇晃晃时只想暂时闭上眼,休息一会。”
02“小区是新开发的,周边连麦当劳都没有”
从 2017 年到 2021 年,美羊羊在上海搬过 6 次家。前 3 次美羊羊都选择了和朋友合租,直到第 4 次美羊羊才开始和陌生人合租。
这一次室友多,美羊羊开始体会到合租的麻烦。每天早上,美羊羊把洗漱用品拿在手里,竖起耳朵听被占用的洗手间什么时候开门,随时准备冲过去。在家休息时美羊羊需要安静,但是每天都有快递和外卖员咚咚咚地敲门。
自从隔壁搬来两个女生,居家生活就更让人头痛了。她们都有男朋友,经常会和对象一起在家里做饭,一到周末就会占用厨房、大厅等公共空间。于是,一年租期住完,美羊羊没有续租下去。
第五次找房的时候,美羊羊下定决心要整租。当时美羊羊在淞虹路上班,她在上海青浦区整租了一套一室厅,这是她在上海唯一租到的一个带有密码锁的房子,每个月房租 3700 元,40 分钟左右的通勤时间,美羊羊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所有人都告诉我青浦不是上海,但我无所谓。反正优先考虑通勤时间嘛对不对?我也没有说天天要出去玩,我住得很偏,那就住得偏吧。”
但等到美羊羊搬家了之后,她发现,住在郊区的出行成本太高了。但凡她要在周末和朋友见面,来回就需要三小时;关系再好,她也不会邀请朋友去她家做客,因为一旦邀请别人就要坐两个小时的地铁,美羊羊不好意思开这个口。
小区是新开发的,周围没有任何的娱乐设施,连麦当劳都没有,美羊羊的社交开始变得很少。“我在上海好像变成了一座孤岛,那时候我和我的猫就每天一起玩、做做饭、看看日落,还算开心,但和我理想中的生活还是会有一点差距,住在郊区还是会对生活有一定影响的。”
半年后,美羊羊选择降薪换了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办公地点在上海的宇宙中心南京路,她的通勤时间骤升到 90 分钟,工资也不足以承担每个月 3700 元的房租。于是她开始找房,列出了这一回的硬性要求,“地铁周边、通勤时间控制在 1 小时内、房租不超过工资的三分之一。”
开始找房前,美羊羊就意识到了上海的居住压力,“转租时,我本来担心房东不让我转,因为重新找租客签房约很麻烦。但我发现她很开心,跟我说往外面挂房租 4800 元,我说我签约是 3700 元现在挂 4800 元,哪个冤大头会接?房东说有的是人要租。”果不其然,不到一周内房子就转租出去了,最终成交价是 4500 元,接盘的也是一个独居女孩。
“我开始找房时,才发现上海租房哪哪都贵,贵得莫名其妙。”美羊羊从 7 号线看到 2 号线看到 1 号线 看到 13 号线最后看到 12 号线,“当时我看了一个月的房子,手机界面在 5 个租房App之间切换,自如、链家我都去看了,要么下班去看,要么周末我在外头看一整天,因为一旦中介放出房源,立马就没,都得抢着去看房。”
最后,美羊羊在上海老浦东租下了一套两居室的主卧,月租 2800 元。“最近要交最新一季度房租时,我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贫穷,真应了那句话'我辛辛苦苦打工,我的房东发财'。”
03“房租涨到 7000 元,我还不如回老家付房贷”
搬家期限的最后一天,上海 35 度,孙祺站在楼下树荫处守着摊儿,搬家师傅用小拖车把他的家当陆续运下来。有十个用胶带封好的纸箱,还有一只猫。猫是他辞职后在路边捡到的,就领养了。这是孙祺在上海第三次搬家,5 年前他刚来上海工作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行李箱。这一次,孙祺收拾好了所有家当,目的地是江苏老家。
对于孙祺回老家这件事,他的妈妈特别不能理解。“电话里我妈沉默了一阵,问我日后有什么打算,我说我就想回老家随便找个活儿,我妈觉得我没出息。”
孙祺 32 岁,之前在上海某互联网大厂当码农,收入可观。他坦诚地表示,房租涨价,仅仅是离沪的导火索。“996 只是互联网公司的一种说法, 我离职前的工作时长,加起来根本就不止 996。”项目忙起来的时候,孙祺根本不会回家,因此他对住房没有太高的要求。在上海时他住在娄山关路附近的三居室主卧,房租每个月 5800 元。
孙祺也曾享受过工作,“因为我们敲下一行简单的代码,可以对整个互联网行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至少我曾经是这么安慰自己的。”但这点追求,在今年被另一个追求所替代。7 月房子的合约到期时,孙祺的房东通知他,房租涨到了 7000 元。“我还不如回扬州付房贷,绰绰有余。”
孙祺在大城市漂泊近 10 年了,手头也存了点积蓄,想着也是时候谈恋爱、结婚,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于是便辞职了。
回到家乡后,孙祺没急着买房,倒是先买了辆车。有时候烦,天气不好的时候他就半夜开车出去,拉几个滴滴的活儿,车上听听 podcast。“碰着那些暴风雨天里赶路的,能给他们送到地方,心里还挺满足的。”
孙祺打定了主意,不会再回到大城市了。不久前,他和发小干起了“收垃圾”的买卖,“就是你理解的,从一个工厂收了垃圾,分类处理了再倒手卖出去……金属最值钱……倒也不是觉得这事有赚头,但起码得给自己找点事做吧。”
在本次研究过程中,DT 君寻找采访对象时,还与北京、深圳、杭州等地的朋友聊了聊。在这些人中,不乏本人或身边的同事因各种现实原因离开了大城市。
北京朋友章鱼因为身体原因病休了一段时间,收入减少,她的存款基本为 0,因此选择回到了家乡河北。“在北京时我住在一个 10 多平的次卧,家装老旧,要在蹲坑上盖层塑料板才能洗澡。我北漂了两年,却一点钱都没存下来……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吃这个苦。”
深圳朋友小智曾就职于北京某互联网大厂,“有一阵子忙得能在零点前回到家都心满意足,但那个月工资到手也就一万出头,甚至连下一季度的房租都得靠借呗,心一横就辞职回老家了。”回到家后没多久,小智收到了深圳某大厂的 offer,他又来到了深圳。“'过好日子'的欲望足以把任何阻力消化掉。但什么叫好日子呢?我也不知道。”
租金占据月收入的大部分,交了房租、花钱吃喝,每个月底银行余额所剩无几,已经成了众多年轻人的真实生活写照。
在大城市漂泊的年轻人,空着手来,空着手走。
也许他们在故乡积攒了足够的能力与勇气之后,会卷土重来,又或许,他们再也不会回去了。
(应受访对象要求,文中小陈、美羊羊、孙祺、章鱼、小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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