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奥会是个技术活
1
1932年7月，一艘邮轮正在从中国驶往美国洛杉矶。
绝大部分旅客已在深沉夜色中进入了梦乡，空荡荡的甲板上，只有一个肌肉紧实的短发男人还在夏夜的海风中来回奔跑。
这是电影《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中的一幅画面，甲板上的人叫刘长春，辽宁人，即将代表中国参加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
此时已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而在他出发前的几个月，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身后风雨飘摇，面前前途未卜。
路在何方？
唯前进而已。
在海上漂浮了三个星期后，刘长春终于抵达洛杉矶码头，此时距离奥运会的开始已经只剩下一天时间。
来不及休息，他来到了奥林匹克赛场。
这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支中国代表团，这个代表团里，只有他一个人。
刘长春是孤独的，但他又并不孤独——后方的祖国人民在关注着他。
只是囿于现实条件所限，这种关注无法穿透距离的阻隔。
海洋拦住了目光，人们只能在报纸上通过文字得知他的消息。
至于他孤身在美国奔跑的身影，还要等到很多天后，才能以黑白照片的形式传回国内。
彼时，大公报主笔曾悲愤写道：
我中华健儿，此次单刀赴会，万里关山。此刻国运艰难，望君奋勇向前，让我后辈远离这般苦难。
因为长时间的奔波劳顿，体力不支的刘长春止步于预选赛。
这是中国人在奥运会上踏出的第一步。
2
48年后，新中国奥委会派出了一支代表团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那几年连续发生了几件大事：
1978年12月，开始改革开放；
1979年，解决了我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合法地位问题。
紧接着，就是1980年2月举行的这届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举国上下对这次参赛都非常重视，不但派出了男女共28名运动员组成代表团奔赴美国纽约州，当时的邮电部还在参赛当天发行了一套冬奥会纪念邮票。
代表团的旗手赵伟昌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中国速滑选手，前往普莱西德湖前，他曾经连续11次拿下男子全国速滑全能冠军。
模糊的彩色影像记录下了这条长长的队伍前进的姿态：
进入开幕式赛场时，赵伟昌当先举着五星红旗，后面的中国选手戴着白色或红色的帽子，穿着统一的蓝色运动服，整齐地迈步。
在走到转角处时，他们大笑着向观众席招手，浓烈的自信像是要穿透历史时光。
这是中国第一支参加冬奥会的队伍——这一次，中国代表团终于成团。
和刘长春相比，这支队伍少了几分背水一战的决绝，多了许多属于大国的从容，还有一丝好奇。
那时中国的报道水平也已经先进和专业了许多——央视派出了4名职业记者跟随这支代表团赴美采访冬奥会，这也是中国的电视记者首次出现在奥运会场上。
后来有参与报道的记者回忆，因为设备和技术有限，冬奥会报道只能依靠人力将一个个比赛项目拍摄完成。
4个记者只有3台摄像机，每天往返，累死累活，都没办法把比赛拍全。
那个时候谈不上制作精良抑或是内容竞争，有得看就是一种奢侈。
就像后来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之夺冠》里所展现的那样，为了看到1984年中国女排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的决赛，弄堂邻里们焦急地调整天线的方位，努力捕捉着天空一闪而逝的电波信号。
2010年第一期《环球体育市场》上，曾经刊载过一篇题为《我国冬季奥运会电视报道30年》的文章。
里面提到，美国广播公司（ABC）在这届冬奥会上投入1300人，于普莱西德湖边的山岭中搭建了超过2万平方米的演播室和技术机房。
美国人为了转播冬奥会，夸张到了什么程度呢？
他们甚至临时架设了4个卫星地面站，铺设了几百公里的电缆，就为了把比赛画面转播得更全面、更稳定、更及时。
和刘长春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结果一样，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也没有拿到名次。
甚至就连给选手们加油打气，都比其他国家的人慢上一步。
但，这样的状况并不会长久下去。
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是变化。
3
又过了22年，2002年2月举办的盐湖城冬奥会开幕了。
此时，中国已经成功申办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奥委会急需更多的赛事举办经验，中国媒体也急需更多的赛事报道经验。
在这届冬奥会上，中国冰雪运动员给了全国人一个大大的惊喜。
2月16日，在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中，黑龙江姑娘杨扬一骑绝尘，拿到了中国在冬奥会历史上的首枚金牌。
几天后，她又在女子1000米项目里摘下中国第二枚金牌。
这一年，杨扬27岁，练习短道速滑14年。
滑入赛道那一刻，她已成为活着的传奇。
这是中国冰雪运动在奥林匹克赛场零的突破，但改变的不仅仅是成绩，还有看见成绩的方式。
从2002年开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转播资源的丰富，中国媒体对奥运会赛事的报道力度有了质的飞跃。
盐湖城冬奥会举行的16天里，央视每天都会录播2——3个小时的赛事进程。
不光是央视，还有地方电视台，也开始大规模地报道起了冬奥会。
上海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牵头，联合吉林、辽宁、山东、武汉、广东、福建、大连等五家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了长达17期、超过150个小时的冬奥会特别报道“冰雪盐湖城”。
这是中国的冰雪运动爱好者这么多年来最爽快的一场冬奥会，前方的国际赛场上扬眉吐气，后方的赛事报道同样看得酣畅淋漓。
大地刚传喜讯，太空好事又临。
继2月份杨扬在盐湖城冬奥会夺金而归后，同年3月，神舟三号飞船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入太空。
4月，飞船于内蒙古成功着陆，证明我国已经是一个有资格尝试载人航天的科技强国。
天上天下，共同世界。
那时还没人能想到，20年后，中国人又会开始漫步云端。
现实，有时比科幻更科幻。
4
20年间，中国在历届冬奥会上陆续夺得13枚金牌（算上杨扬）、28枚银牌和21枚铜牌。
其中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和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最为丰收，分别拿下5枚和3枚金牌。
到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时，距离杨扬为中国拿下首金的盐湖城冬奥会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
和往年不同的是，除了传统卫星直播模式，还有许多观众是通过云转播看完这场比赛的。
回顾自1932年来，中国在奥林匹克赛场上90年浮沉——
从刘长春孤身黯然单刀会，到赵伟昌众人扛旗归，再到杨扬盐湖城赛场捧金回。
从记者前方艰难拍摄，到电视台后方制作转播，再到观众在云端以“高自由度视角”用“子弹时间”咂摸比赛的每一个细节。
中国运动员与奥林匹克的故事在变，后方关心他们的人，看见他们的方式也在变。
这不仅仅是观众怎么看奥运会的问题，更是中国的信息技术进步、国力飞跃带来的改变。
我们或许不会一直强大，但我们终将强大。
5
虽然奖牌榜基本上被部分国家包揽，但很多国家依然会坚持参加奥林匹克。
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年年陪跑，而是因为奥运会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宣传舞台。
奥林匹克的价值，在于向世界昭示【我存在】，让全球人看见一个国家的精气神。
全世界有233个国家和地区，国家197个，地区36个，但能真正决定世界局势的大国，只有5个。
有很多国家，既没有地缘上的特殊地位，也没有拿得出手的尖端产业，他们被世人关注的唯一途径，就是奥林匹克这种全球赛事。
他们可以上不了领奖台，但他们必须要在比赛场。
在，才能被看见。
不在，就只能成为落灰的名词。
当年刘长春作为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人，虽然没有拿到名次，依然被破例邀请参加冠军宴会。
因为他被世界看见，而国际奥委会愿意对这种“被看见”回以尊重。
但注意力资源是有限的，能够被看见的人也是有限的。
过去，由于现场报道的成本昂贵，一些小国家会选择放弃自己转播。而他们的选手如果没能拿到名次，其他国家的转播资源也不会给到他们。
想要被看见，就只能卷出一个名次。
问题是，这是一个竞技场，光超越自己没用，你得超越全世界。
即使再怎么追求更快更高更强，总有一些小国家始终不够强。那些运动员的故事未必不有趣，他们对自己祖国的爱未必不真挚，甚至他们的比赛也未必不精彩。
但是聚光灯只会给到赢家。
那些年我们在奥运会上无所斩获的痛，也就是今天这些“奥运会一轮游”国家的痛。
还好，我们是大国。
是“大国”，就意味着时间在我们这边。
只要发展下去，一切都有希望。
但那些小国呢？
在未来可以预见的漫长时间里，转播资源或许都不会分润给他们。
直到，“云转播奥运会”概念的出现。
2017年，阿里巴巴成为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当时有美国资深体育记者爆料，亚马逊也参与此次顶级赞助商竞标，几轮报价和评审之后被击败，失去了在云计算和电商两个品类上的顶级赞助商合同。
在和亚马逊的竞争中，阿里赢了。
2018年，阿里云和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合作研发出了奥林匹克转播云OBS Cloud。
从此以后，想要现场报道奥运会，不再需要一个专门的演播室或远程技术设备。
世界各地的媒体工作人员都可以随时在OBS Cloud云端远程下载赛事素材，即使“一轮游”小国只往现场派驻一个人，也能制作出丰富的报道内容。
没有报道团又怎样？
一人，也能成团。
东京奥运会，在疫情压力下现场没有观众，更加依赖转播技术，奥运历史上首次使用中国云计算支撑全球转播。
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对云计算的使用力度进一步深化。
负责为赛事提供云计算技术保障的团队，来自阿里。
他们需要做的第一步，便是将奥运核心系统搬上云端，辅助赛事高效率统筹。
结合前面提到的OBS Cloud，奥林匹克的转播忽然变得简单起来。
尤其是在全面上云后，更多生产者可以更简单地制作更多元化的内容，更多消费者可以在更广阔的市场里进行更自由的筛选。
甚至，你还可以跟数字人聊冬奥会——这是阿里推出的第一个互动冬奥会数字人，可以理解为是带着大家了解冬奥知识的虚拟主播。
你不一定要用上他们，但是他们提供了成本更低的另一种选择。
现代奥运会的百年历史，终于走到了这一步：
这一次，中国人不但要让全世界看见中国，还要帮助全世界看见全世界。
6
许多年后再来回看这届2022年北京冬奥会，我们或许会发现，这是一届有里程碑意义的奥运。
在这届冬奥会上，随着云计算在赛事转播上的应用，一块电视屏幕变成了无数块电脑/手机屏幕，观众有了更广阔的选择空间。
我们的注意力变得更自由了。
自从人类有了社会这个概念，注意力就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
注意力就是价值，被看见就是力量。
在过去，注意力常常受到信息总量的制约，被拘束在有限的空间内。但相比起人类历史上绵延漫长的信息匮乏时代，现代人所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就是能够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注意力。
这一切的改变，本质上都源于技术的进步。
这绝不是阿里这一家企业的功劳，而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阿里只是一个技术的应用者，真正让技术进步的，是具体的研发人员，是相关项目的科研工作者，是此前所有为信息技术打下地基的科学家。
最重要的，是我们对技术共同的投入。
为什么需要投入？
因为技术从来不是一个顽强的、能够自己成长的东西。
它很强大，强大到可以改变世界、改变全人类；
它又很弱小，弱小到一旦停止浇灌就会枯萎、一旦缺少投入就会停滞。
在这届冬奥会上，我们的科技企业终于用技术做了一些增量空间。
这样就很好，技术本来就不是用来内卷的。
它明明应该是第一生产力。
但此时此刻，我们还很难意识到，我们制造和接受信息的方式已经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发生了多么巨大的改变。
1928年，美国纽约31家广播电台实施了世界上第一次电视广播实验。
通过无线电技术和显像管，一张报纸页面变成了一块电视屏幕。
由于信号不稳定，这场实验只持续了三十多分钟，接收到电视信号的电视机也只有十多台。
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就好像亚马逊雨林中的一只蝴蝶，轻轻扇动了一下翅膀。
许多影响深远的事情，在起初发生时，总是安静得无声无息。
很多年后，人们回忆这次奥运会时，想起的或许是奥运会上那个史无前例的开放式火炬。
它环绕出火的样子，显得非常壮观。
火炬已经点起，技术对注意力的加持亦不会停息。
路在何方？
唯前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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