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o剧中人：我不愿谢幕

三年，ofo搬过四次家。办公室迁移恰如其分刻画了这家公司的浮沉轨迹。前三次，由于资金池充盈和团队壮大，办公环境愈见开阔、华丽。只有最后一次是倒退。2018年11月5日，ofo搬离见证它鼎盛期的中关村理想国际大厦。这是幻梦结束的一刻。

一位ofo的80后中层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他原先觉得ofo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很美好，后来他的想法改变了。创始人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赢得战争”，但是“你是那个我们吗？你是那个代价”。

短短三年时间，在资本的助推下，ofo以无可复制的速度攀上巅峰，而又以始料未及的速度跌落。于商业社会而言，这是一个无比极端的案例——所有急剧的内外冲突，在最短的时间，降临在一位27岁CEO身上。

在这个ofo乃至共享单车行业的冬季，《财经》找到15位ofo员工，希望从他们的视角还原这段往事。为了追求故事的完整和中立，这15名员工来自ofo各个分支，加入时间和圈层各异。他们有刚毕业就跟随戴威创业的元老级员工，有已过而立、背景光鲜的中高层职业经理人，也有骤然空降和神秘撤退的“滴滴系”。

它或许是一个令人难以喘息的故事。在大起大落的剧情脚本中，你能看到不同剧中人的剪影。

一个自称在工作中软弱、不与人争的90后，后期看到公司每况愈下，在一次会议上公然对其他部门领导说：“你们太不负责任。” 一名早期加入、后因多轮人事更替离开一线的员工说，他们一直在等。“都到这种时候了，没有人比我们更忠诚，公司危难的时候该我们上了吧。”他说，“结果也没有。到后面，说实话心有点凉。”

一位离职高管发现戴威也变了。在经历大风大浪商业的血洗之后，这个喜欢吃马路对面便利店盒饭和包子、对财富没有贪欲、个性单纯甚至有些内敛的CEO，从去年什么都相信，变成今年什么都不信。

ofo的故事还未剧终。即使台下观众已经疲惫倦怠，喝彩者寥寥，台上却无人愿意鞠躬谢幕。这个故事承载了太多人的金钱、名望和热血。一旦泡沫破灭，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的车、那么多的青春和梦想，都将灰飞烟灭。谁也不愿意摁下“清算”的按钮。

据《财经》了解，创始团队在求助政府官员，谋求上市的机会；投资人中，阿里、滴滴、中信产业基金、DST组建ofo还债委员会，进行债务重组；不少供应商同意债转股，这是他们拿回钱的唯一选择。ofo的员工们也不希望就此作散。

“风口要结束的时候，难道我们做了一场春秋大梦吗？”一位员工反问道。

对于这些缺乏商业历练的年轻人，他们在故事的开始时，往往有着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但很快，现实会教育他们。而今天的荒谬之处就在于，现实是扭曲的。

在2017年初年会上，酒至酣处，现场有人带头开始背诗。一位员工当场背了一首《滕王阁序》，戴威奖励1万元。

即使冷空气已经侵入骨髓，他们依然难以忘却曾经温暖而酣畅淋漓的日子。

“那是相当的rock and roll（摇滚）。”林春木（化名）于2015年9月加入，他这样评价在ofo的早期时光。这时公司不过十来人，刚从唐宁ONE小区搬至向西3公里的立方庭。对诸多员工来说，立方庭是承载他们原始荷尔蒙、野性和青春的地方。有“老三狗”之称的ofo元老——纪拓、陈正江和王耿，此时已是风云人物。他们是ofo上一个创业项目“ofo骑游”仅留的三名员工。其中，纪拓经历最传奇，他曾七次入西藏，因为太爱西藏，毕业后在那里做了一年公务员。

立方庭是临近北京大学的酒店式公寓，ofo在这里拥有一套双层复式。运营坐一楼，产品、技术坐二楼。上午，运营经理会先到城市巡查，临近午间回公司。每当纪拓回来，他总是拿起吉他，拨动琴弦，一群人跟着手舞足蹈唱起歌来。“干活干着干着就唱起来了。”

2016年初加入ofo的夏一檬（化名）说，他们经常晚上加班到10点。走出公司，一群年轻人骑公路车从海淀出发，向南至公主坟，再一路向东横穿整条长安街。接近凌晨回来，又跑到北京大学小西门吃夜宵、喝酒。一直折腾到凌晨2点才回家。

“我们这里几乎就没有超过25岁的人。”林春木有些亢奋地说，这帮人年纪差不多，爱好差不多，彼此称兄道弟；一起骑车去古北水镇，去白洋淀；聚会吃火锅——“一上来先来四十瓶啤酒，所有人必须喝醉。”

1991年出生的戴威这年25岁，刚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硕士毕业。他家境优越，父亲是国企董事长。一位下属评价他，“是好学生，但骨子里叛逆，有很强证明自己的欲望”——当年别人说他考不上北大，他考上了；别人说他竞选不上校学生会主席，他选上了。“那真是个奇迹。”这位下属认为，这两件事奠定了戴威的性格。而ofo的四位联合创始人（薛鼎、张巳丁、于信、杨品杰）也都来自北大。

这时戴威经常和员工一起喝酒。林春木惟妙惟肖模仿起戴威，喝大了站起来，右手拿烟，左手举过头顶说：“Everyone，have my word。”不过通常的状况是，喝多了什么都说不出来。

在2015年至2016年绝大部分时间里，ofo的故事始终围绕高校展开。2016年4月，它遇到扩张中第一个麻烦——已经进入20所北京高校的ofo订单徘徊不上（2万单／天）。大量社会用户和学生把车骑出校外，自行车丢失率很高。为表示不欢迎，ofo将社会用户价格从5元上调至30元，但没能把这些“不速之客们”吓退。

清明节期间，眼看着订单量一直往下掉，戴威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封校。趁着“五一”劳动节，ofo全平台暂停三天。夏一檬还记得，他们满北京城寻找失踪的小黄车，找到后拿钢丝锁把车一辆一辆锁住，标记位置，到傍晚租货车统一运回。最终，他们从校内、校外分别找回3000多辆车。与之同时，员工穷尽手段，比如到菜市场发传单、找拾荒者，最终以10元／小时的薪水雇来约50名老大爷看守校门。

封锁学校大门虽让ofo背负骂名（因学生出校活动不便），却让他们尝到了实际的商业甜头。平台重启后，北京高校单量攀升。

一个生动的细节是，有黑摩的司机不爽共享单车影响他们生意，砸ofo的车。ofo后期转化了一批相当数量的司机当修车师傅，化干戈为玉帛。

ofo此时处在双线交错的转折上。一来ofo正执行其扩张野心——它的计划是先从1个学校到20个学校，再从1个城市到5个城市，5个城市到20个城市，目前刚打完第一场战役，开始向其他城市摸索；另一方面，他们在寻求第一笔以千万美元计的大额融资，B轮往往是决定企业生死关键一步。资方对戴威的要求是：请证明你有日均10万单的能力。而整个北京高校，还只有5万多单。

纪拓建立功绩就在这时候。ofo最早拓展上海和武汉高校，认为两座城市可平分秋色，分别贡献3万单。不料上海连绵下雨，且上海学校游说门槛高，薛鼎亲自去前线督战也无济于事。而伴随5月17日营销冲单活动，仅武汉一城就贡献4万多单。武汉的负责人是纪拓。

“如果没有这4万多单我们B轮融资就很悬，当时是救命钱了。”夏一檬事后回忆。2016年9月，ofo宣布完成千万美元B轮融资。这为纪拓日后成为“雄踞一方的诸侯”提供了基础。2017年初年会，戴威颁给纪拓一辆牧马人。

也在这个800人的年会上，酒至酣处，现场有人带头开始背诗。一位员工当场背了一首《滕王阁序》，戴威奖励1万元。

公司最鼎盛的时期，ofo前台都通过猎头来招。

正当ofo兴高采烈品尝封校带来的一系列胜利果实时，摩拜在上海街头崛起。因为车辆密度高，ofo在高校的运营效率令人欣羡。据员工透露，一辆车一天能被骑10次，每次5毛钱，一天挣5块钱，一个多月就能收回成本。“模型太好了，大家有点沉醉在里面。”然而，除了来自投资人的催促，2016年8月14日发生一件事，彻底激怒了ofo。

这天上班，ofo员工发现摩拜用200辆车，把方方正正的立方庭包围了。“别的地方一辆自行车都没投，明摆着是欺负人。”夏一檬至今气愤。他们商量要把这些车挪开，戴威回复说“不用”。

摩拜的举动让ofo惶恐。摩拜一辆车成本3000元，是小黄车彼时成本的15倍。他们担心摩拜足够受欢迎，更担心其背后有强大生产能力。摸不清对手虚实的ofo，当即组织人在每日凌晨3时到中关村数车。连续三天，他们发现摩拜只是把相同的200辆车，每晚装车挪到不同地方，才制造出车多的假象。而当他们悬着的心刚放下一点，2016年9月，摩拜又明目张胆挺进北大，ofo的大本营。ofo终于坐不住了。

一声令下，ofo重开校门，小黄车涌入城市。这距离它封锁校园刚刚过去四个月。从此，共享单车战场真正有了硝烟的味道。

2016年10月底，刚拿完融资的ofo将办公室搬到互联网金融中心，短暂过渡两个月后，又于圣诞节搬至理想国际大厦。这里可俯瞰北京大学，也是众多知名互联网企业云集地。在理想国际，今非昔比的ofo全面迈入大扩张、“大跃进”时期。

“热火朝天的，每天有干不完的活，当时觉得我们就该赢。”一位2017年5月加入的员工用“一场光荣的变革”来形容这种感觉。她记得入职第一天，理想国际11层人多到装不下，他们只能把一个长条桌夹在过道里，三人挤一张桌子。第二天又有人来，实在没座位，领导开玩笑说：“你坐个自行车上吧。”

向ofo汹涌而来的，除了敌人，还有金钱和欲望。公开资料显示，ofo在2016年10月至2017年7月共完成四轮融资，从C轮到E轮，总融资额超过12.8亿美元，约合88.9亿元人民币。涉及投资方包括滴滴、阿里、小米、蚂蚁金服、DST、中信产业基金等十多个明星资本。（同时期摩拜披露的融资额超9.15亿美元，约合63.5亿元人民币。）

“我们那时候觉得，投资的金额远大于我们需要的资金量。有资金积压太多，一下子使用不掉的情况。”一位ofo离钱很近的员工说，“太多了！虽然这个钱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是花得那种疯狂感……”

彼时业界公认的共享单车竞争模式是：融资-扩产能-铺车。绝大部分资金都流入自行车采购中。据《财经》记者了解，2017年3月至7月是ofo采购最疯狂的五个月。每个月采购量为300万－400万辆，总计采购1600万辆单车，实际履行约1200万辆。

一位ofo供应链人士给《财经》记者算了一笔账，那时ofo自行车单均成本360元人民币，机械锁约20元，运输物流约15元，合计近400元。换智能锁再加200元，合计接近600元。五个月总采购量1200万，乘以600元单均成本，得到这五个月的采购应付金额为——72亿元人民币（该部分尾款是导致ofo资金链紧张的因素之一）。

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人士表示，ofo当时很多部门花钱铺张。一个他们常拿来举的例子是，2017年4月ofo花费千万请鹿晗当代言人；公司为每个员工购置价值2000元的升降桌，而据一位早期员工回忆，ofo早前办公室标配是119元宜家桌子+39.9元椅子；此外，有管理层还透露过想赞助环法车队，这大概需要花费数千万欧元，当然最后没有执行。

此前财新网报道ofo管理层“一人一辆特斯拉”，据《财经》记者了解，ofo创始团队有两辆特斯拉，戴威一辆（大概率是公司所有），张巳丁一辆（个人所有）。而杨品杰的车是宝马x5。

一位和ofo有业务往来的公司高管回忆，当时和ofo有一项合作，他们说自己承担哪些费用、多少钱，ofo的反应是——“你给什么钱，这是看不起我们。”

“所有人都在抢时间。”上述人士从外部视角看，说：“就像三岁小朋友身边放了一堆金银财宝，谁都想去抢一下。他自己又不知道，别人给他一块糖，他可能就回对方一颗钻石。”比如当时，ofo的前台都通过猎头来招。

不过，在其他部门豪放投钱的时候，ofo对硬件部门相对精打细算。“车和锁想去要钱很困难，成本线卡得很死。”硬件部门员工金叶秋（化名）有些沮丧，“整个硬件在ofo的地位是很下面的。”

一位ofo公关部人士解释，这是因为ofo和摩拜是两种模式选择。ofo始终认为自己是互联网公司，商业模式、订单增长和速度为第一位，车和锁不过是完成目标的手段；摩拜从一开始认为自己是物联网公司，因而更看重硬件。

直到2017年下半年，ofo硬件矛盾此起彼伏地爆发，戴威才引起重视。一次，一批150万的智能锁因设计问题无法正常开启，戴威在专项会上发过一次大火。在场人士称，戴威一走进会议室就大声地指名道姓，相关负责人起立。他说了一些类似于“没做好”、“做错了”、“重大问题”、“工作失职”这样的话。

好消息是，2017年6月，一直处于追赶状态的ofo反超摩拜。不过，在无节制的挥霍中，戴威察觉出不对劲。2017年中的一次内部会上，戴威对在座高管说，大家的业绩和报告都很出色，但是高管对金钱没有概念，这是一件严重的事。

“所有人都在完成自己的KPI（绩效）,你KPI都没达成，还替公司思考财务问题，公司先把你开了。”一位在场人士说。

在狂热竞争中，对手无时无刻都在刺激你的神经。“2017年我没有睡过一天好觉，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3点才睡觉。”一位ofo员工说。“你的大脑会不自觉紧绷，去追赶它（摩拜）的脚步，甚至是追赶前一秒你自己的脚步。”上述供应链人士说。

一位互联网创业者称，ofo和摩拜的战争很大程度陷入双方资本的盲目对冲，为了战斗而战斗，忽略了商业本质问题——“你会误以为押金是你的收入，但其实押金是你的负债；你会误以为车是你的资产，做损耗贬值，而不是支出的费用；你没想到采买成本可能是收不回来的，收回来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上述公关部人士说：“虽然心里面觉得财务模型跑不通，但觉得这么多明星资本进来，自己肯定没有投资人懂。既然投资人认可，ofo即便自己持续不下去……”他停顿一下说，“无论如何都能持续下去的。”金叶秋说：“ofo已经起来，我从没想过它能倒下。”

而一位ofo离职高层人士表示，ofo之所以用一种看似激进的姿态向前走，是因为投资人跟戴威说得非常清楚——“跑到市场第一，这是你唯一的目标，钱的事你不用管。”

2018年初的年会上，ofo请来在立方庭时员工最喜欢的民谣歌手赵雷，举办了一场以“TOP ONE”为主题的嘉年华。场上3400人，有员工感到场面一度有些混乱。也有供应商指出，这场年会费用未结清。

（2018年初，ofo以“TOP ONE”为主题举办年会，这时ofo员工3400人，过完年后陆续开始裁员。供图/ofo员工）

一位老员工说，戴威是一个在商不言商的人。

竞争的枪林弹雨已经让人目不暇接，公司内部也处在急速扩张带来的不间断权力更迭中。很多人的命运在其中几升几落、几起几伏。心态随之反复。

2016年11月，在大扩张开启前，张严琪以首席运营官的身份空降ofo。ofo迎来第一批“职业经理人”。张严琪是优步中国明星高管，因把成都带成优步增长最快的城市声名大噪。他加入ofo时，带来了一支原优步运营团队。

戴威对张严琪抱有很高期待，但他们的到来让以纪拓为“旗帜”的老员工大权旁落。在张第一次参加的内部会上，一位老员工做汇报，张严琪问了一个问题，老员工不屑地说：“这我不是讲过了吗？”戴威连忙出来调停，略带严厉地对老员工说：“你怎么这么牛呢？”

戴威对内对外多次表达对张严琪的欣赏。在2017年初的年会上，戴威宣布张严琪为“联合创始人”。另一个细节是，戴威举行婚礼，公司高管中仅请了一名伴郎，就是张严琪。

张严琪彼时带来三名管理层——范若愚接管北京，纪拓带领上十位华北骨干迁往深圳；欧竟接管上海，原城市经理被迫前往杭州；郭庆在总部负责策略。这时发生了一件在内部稍显轰动的事：原上海城市经理和张严琪因一件“小事”在群里发生冲撞，结果是这位城市经理做了辞退处理。

有员工回忆，高层当时安慰老员工说，他们也知道让这个城市经理走没太大道理，但张严琪刚来，不能让他一点威信都立不起来。这之后老员工变得收敛。张严琪团队接管一半城市，原来的城市经理均降级为运营负责人。

员工们刚开始适应这一组织变化，ofo又招了一位运营副总裁——池文明，内部人称“大池”，他曾是阿里中供铁军。大池是单枪匹马来的。按职级看，他在COO之下，在所有运营之上，但张严琪团队只听命于张。沉寂数月后，大池从外部招募一支新队伍，多来自爱鲜蜂、回家吃饭等公司。这批人接管了剩下一半城市。

ofo运营团队从开疆扩土的老员工，到陆续接管城市的张严琪、大池团队，年龄呈上升趋势。早期员工最年轻，1990年上下；张严琪的人在1985年上下；大池的人在1980年前后。到这里，ofo运营的权力交割还未结束。

2017年7月25日，伴随滴滴系三名高管进驻ofo——付强出任ofo执行总裁，柳森森和南山负责财务和市场，ofo运营体系又启动了一轮重组。就在他们进ofo前，张严琪被调去海外。付强带来运营副总裁萧双生，他与大池形成了短暂“划江而治”的格局——大池掌管中国南部，肖双生把守中国北部。他们的另一个title是“南中国区负责人”和“北中国区负责人”。

“我们这批人属于心态起伏了很多次，很多很多次。”一位ofo早期员工表示。他希望可以尽可能客观地评价这段经历——他说，老员工有抱怨，觉得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但换个角度想，我们之所以有机会打江山，是公司招不到更好的人。当公司强大，可以招揽更多更优秀人才，我们让位无可厚非。

他继续说，张严琪来时，虽然内心挣扎，但会想“是不是我们太狭隘，是不是我们太年轻才有领地意识，是不是我们职业化不够，我们觉得是一种成长”。但是后来看到一批一批人被换掉，从优步到阿里到滴滴再到阿里，特别是这些人能力参差不齐，他的想法开始转变。

心态崩塌是一步一步的。当时一位能力不错的城市经理，开始在南京，张严琪来后被调到苏州，大池崛起后又被调到无锡——城市越变越小。据一位与之熟识的人透露，大池手下喝醉酒拍着他的肩膀说：“兄弟，不是你不行，你不跟我们是一个圈子的。你到我们这个年龄你也这样。”

一位城市经理至今无法释怀，他在某城市把组装费和合作方谈好价格，他的城市被接管后，职业经理人把价格提回去了许多。“我很生气，中间差价去哪了？”甚至，职业经理人语重心长对他说：“公司好不好，再说，我们要把自己搞好。”他不仅为自己难过，为最早一起开城的200位兄弟难过，更为公司难过。

滴滴空降高管，上述早期员工的心态变了——“你们好好干，干好了上市给我分股权分期权。”而当四个月后滴滴突然大撤退——“坦白讲会有一丝幻想，是不是该我们重新撑起一片天空？”最后老板选择了大池。

这些只是运营层面。整个2017年，包括产品（CPO陈为）、供应链（副总裁杨飞）、市场（高级副总裁南楠）、人力（副总裁左佳）、财务（副总裁林叶明）、战略（副总裁黄迪），甚至客服（副总裁杜静）等，全部迎来新任高管，ofo全盘VP化。

2016年入职的ofo员工雷冬雪（化名）说，每一轮融资完都有新高管加入，所有部门都在不断空降领导。经常的状况是，一个领导来，他会招自己的团队，原有员工被边缘化，公司出现冗余。

由于ofo业务的特殊性，轻到软件产品，重至传统制造、供应链、运营，引入管理层背景混杂，包括优步、乐视、阿里、百度、腾讯、福特、沃尔玛、苹果、亚马逊、保洁等。管理挑战可想而知。

雷冬雪说，他一年都没有跳脱出空降上司的压抑心态。“有种生出来的孩子带到会走被人抢走的感觉。这孩子已经在跑，都已经跑了这么久。”特别是当新上司刚入职，拿着ofo的一纸期权递到他手里，说“你看，我给你争取到这么高的金额”时，他崩溃了。

一位VP级职业经理人承认，有时候原来的人不是干得不好，只是突然来了一拨人，他们就得把位置让开。“我当时是有点莫名其妙的。”

而一位接近戴威的人称，他曾私下表达过，“等你成为创始人，坐到我的位置上，你会做同样的决定——把不适合的人裁掉”。但后来他也表达过，自己可能信错过人。

等锤子真的抡下来，投资人、供应商、用户，无一能幸免。但反过来说，也正是这些投资人、供应商、用户亲手将大锤交到这个孩子手里。

2017年11月的一天，一支滴滴三四十人军团突然消失。“一夜之间人全没了。”一位ofo中层人士描绘那时的震惊，“就像恐怖片幽灵船，上船所有东西还在，咖啡还是温的，但是人没了。那一片空位都没了。”他们打电话过去问，对方说在三亚度假。

对于ofo，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反抗行动。滴滴方的反击亦有组织有纪律。一位滴滴系中层人士说，付强比他们早走几天，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一起撤。“我们不走，在戴威眼中是滴滴系，滴滴这边也反目成仇。神仙打架，你只能被动接受结果。”他们约好同一天集体不出现，连东西都没拿。过了两三周，得知双方交涉告吹，才回去收拾。

上述ofo中层人士记得，滴滴的人回来办离职，笑嘻嘻地跟他们打招呼：“走了走了，江湖再见。”ofo对滴滴的态度经历了三个大转弯，三年走完了从强者崇拜，到蜜月，再到交恶的全过程。

一位员工回忆起2016年：在立方庭时，戴威每天出去见各种投资人，回到公司特别疲惫，没一会儿就趴在工位上睡着。他曾多次对内说“程维是他的贵人”。这位员工认为，这时期戴威和投资人更像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完全没有意识到博弈。

2017年7月1日，ofo做了一件外界没有看懂的事。这一天，ofo宣布成立党委，戴威当选为党委书记，联合创始人及核心高管当选党委委员。有高管称，创始人根正苗红。也有观点认为，他们的另一个用意或许是，在董事会公司治理结构之外希望再设一层决策机构，以保证公司控制权。此举表明，ofo已对股东存有戒心。

不久，7月25日滴滴高管进入ofo。据了解，ofo和摩拜正打响一轮全球范围抢人大战，恰巧部分被滴滴收购未被重用的快的员工大批外流，两家公司都在挖滴滴的人。但ofo挖，滴滴不高兴。一次戴威在内部会上说，要去跟滴滴商量一下，“如果我们不找这些人，这些人会跑到摩拜去，那还不如给我们呢”。

与之几乎同时发生的是，滴滴承诺帮ofo搞定软银的投资，条件是让滴滴的高管进来。“戴威年轻，不知道为什么让他们提前进来了，而且人这么多。”一位高管称，一个管花钱，一个管看钱，相当于“看到ofo的底牌了”。大体摸清情况后，滴滴方又抽调一批中层过来。

ofo员工中，有人感受到滴滴团队的专业（财务规则开始梳理），有人感受到流程繁琐、气氛怪异。而供应商觉得：“来了个大哥，至少以后货款能给。”

上述滴滴系中层人士的感受是，顶着“滴滴的光环”，在ofo推行的几项方案都算顺利，干得斗志满满。一位ofo员工说，人家是当做自己的事在干。

交锋发生在更高层面。一位知情人对《财经》记者表示，付强到ofo后，摆出一副要接管的姿态。高管会上，戴威很多想法他都持否定态度。其中一个例子是，戴威想收购小蓝单车，付强不同意。

小蓝单车的故事贯穿ofo始终。据《财经》记者了解，最早，小蓝名为“野兽骑行”，是ofo硬件方案提供方。当时ofo支付了一笔百万金额预付款，结果对方反悔了，不但没有把方案给ofo，预付款都没退回来。并且，小蓝推出了自己的单车业务。小蓝的态度是，我没钱给你，要不你就转股份吧。ofo在内部认真讨论了这件事，当时有人提议，“不要扶持一个敌人，必须掐死它。”然而管理层“心慈手软”。

“所有的梗都埋在这里。”上述知情人士说，去年底小蓝单车破产，ofo接管一支小蓝硬件团队。然而，滴滴却全面接管小蓝单车运营，这为后来滴滴推出自有单车品牌“青桔单车”解决了一批城市牌照问题，而青桔的存在成为滴滴谈判桌上一张王牌。“这真是一环扣一环。”

在滴滴和ofo的“蜜月期”，还有另一个意味深长的转折点。ofo接入滴滴的流量，测完发现，打车和骑车的人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骑车的人会打车，但打车的人很少骑车。“证明两轮车可以去吃四轮车的市场，四轮车养两轮车是一个新市场。”上述ofo高管说，但ofo融资条款中规定不能做网约车。

“数据出来，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事儿有多大。”林春木说，“大家都要掌握控制权。ofo不想作为盘中餐，但来不及了，它已经把脖子送给别人。”

不过，绝大多数员工对高层间的明枪暗箭并不知晓。在大部分人看来，滴滴团队到来后把ofo带上巅峰。2017年10月，在滴滴派来市场副总裁南山的领导下，以“一元月卡”和“红包车”两项活动，ofo在低迷几个月后力压摩拜。10月20日，ofo订单冲到3200万单——这是ofo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亦是整个共享单车行业的最顶峰。

整个10月，ofo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能达到目标，只要你想到就一定能做到。”一位员工描绘当时的境况。ofo立于盛世之巅，但这个盛世是“饥饿的盛世”。危险已经降临。

就在这时，滴滴、腾讯推动ofo和摩拜在年底前合并，滴滴承诺争取的软银投资迟迟没有结果，市场上出现ofo高管贪腐、合并等传言。在资本的斡旋中，对ofo致命的威胁是，新的融资没有进来。而将ofo推上顶点的月卡和红包活动，加剧了这场资金链危机。

一位接近软银人士说，当时关于软银投资ofo的新闻稿已经写好，通稿上写的融资额为18亿美元。

把付强赶走当天，戴威在内部召集临时会，通知公司要做收入——这是传递出资金不足的一次确切信号。“这之前大家一直信心满满，觉得要有一大笔融资进来，把摩拜收了，或者合并ofo占主导，或者至少滴滴占主导吧。”上述滴滴系中层人士说。

一位接近戴威的人士称，戴威事后反思，去年在融资节奏把握上过于乐观。2017年9月、10月，ofo、摩拜竞争焦灼上升，ofo占据有利地位。“那时国际资本排着队要投，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缺钱。”

ofo走到现在，身陷复杂牌局是本因——最上层是阿里和腾讯的局，中间是蚂蚁金服、滴滴、美团的局；公司治理、成本控制、创始人经验、金融环境，都是相关因素，每一个因素占一定比例，每一个因素都有量变，共同促成今天的局面。

“一个小孩去挥舞大锤，他能驾驭得了吗？刚抡起来，就扛不住了。”一位ofo供应商说，现在大家希望这个锤子能再悬一下，让阴影下的蚂蚁赶快跑。等锤子真的抡下来，投资人、供应商、用户，无一能幸免。但反过来说，也正是这些投资人、供应商、用户亲手将大锤交到这个孩子手里。

“大家都在等结局，但是你以为你活到了最后一集，却一直是倒数第二集。”

在ofo搬离理想国际前的最后一个周五，《财经》记者来到ofo办公室。彼时10层、11层已在一个月前退租，15层、20层即将退租。金黄色的背景衬托办公室明亮如往昔，只是已经没什么人。满屋子堆放着打包好的纸箱，办公桌也基本收拾干净，桌面大片大片空白。ofo总部已从繁荣时的3400人裁减至400余人。才17点30分，员工熙熙攘攘下班往外走。

在搬离理想国际大厦的最后一个周五, ofo办公室灯火通明，但是已经没什么人，而楼下一层的其他公司办公区仍然人头攒动。摄影/张珺

（下图）ofo搬家前，其在理想国际20层的办公室。摄影/张珺

一位在场员工感慨，在ofo的这几年，总在不停搬家。一开始因为扩张，一层放不下，变两层、三层、四层；现在不仅从四层缩回两层，还从两三个办公场所全部集中到一个场地。而ofo给员工配备的2000元白色升降桌，在半价出售。

记者在现场看到，ofo办公室挂了两张画像——何塞·穆里尼奥和丘吉尔。两张黑色背景的海报上，分别是他们的两句名言：“早已注定，我只能在荆棘中采拾鲜花，但重要的是要对胜利和信念充满执着。”“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两句话正好代表戴威绝地重生的心境。

另据《财经》记者了解，一段时间ofo有合伙人在读特朗普自传《永不放弃》。

过去一年，不同员工的感知和内心起伏不尽相同。在大多数员工还在各种收购、合并传言中不知所措时，供应链最早感受到萧条。自去年底，ofo就在接连对供应商拉长账期，先是从一个月到三个月，后来是半年。本来在今年1月有一批尾款该支付，但ofo实在拨不出钱，供应链员工们每天忙着应对各路供应商的声讨。“我们一定会付，您再理解理解。”他们会这样说。

公关部、政府关系和地方运维在撤退前，联手为ofo打了一场反击战。面对青桔和哈罗单车进攻，ofo同时动用十几个地方媒体资源给当地政府施加压力，间接撬动地方政府让其限制投放，这使得本来准备在年初大量投放的青桔、哈罗进城时间表大幅延误。“我为我们地方团队感到骄傲。”一位公关人士说。

但ofo铺天盖地的负面没有停息过。“公关的工作是要把窗帘拉上，不让光进来，等到要宣传的时候再把窗帘打开。”另一位公关人士说，“这半年每天都在铲屎，他们还觉得我们铲屎都铲不干净。”

原先冲在最前线的线下队伍反倒清闲了，他们是裁员第一波殃及地；声势浩大的海外团队，在资金步步紧缩下死撑到今年4月，无奈开始撤离；硬件团队反应比较慢，原小米生态链总监张蕊在去年底加入后，带领团队在今年研发了一款叫“FU”的智能锁，不继续沿用“海王星”“天王星”“水星”的命名方式，是励志和ofo落寞的硬件时代撇清关系。然而，“FU”应该无缘问世了。

2018年4月4日，美团宣布收购摩拜，戴威在群里说了句“真的很可惜”。在此之前，他四处找钱试图拦下这笔交易。可惜钱找到了，交易没有拦下。

“我是很想和你把这个事玩到底，你现在跟我说你不玩了。”一位运营员工耿耿于怀。另有员工感慨：“ofo和摩拜因为没有合并，命运发生了分叉。”

5月，戴威在内部发表了一场“丘吉尔演讲”，并发起Victory计划，提出战斗到为ofo赚到1元利润。因为V计划，ofo将双休改成单休，但不久发现员工没那么多事，就又调了回来。有敏感的员工将其解读为“随着这份邮件发出，代表胜利的计划已经宣告失败”。

一位员工还记得，去年6月6日ofo两周年，公司本来说没什么钱，就不办了。但是在前几天，新的钱突然进来，两周年办得热热闹闹。而今年三周年，本来人力准备办活动让大家High一下，结果前一天被叫停。最后他们一起在阶梯教室简单听老板讲了几句，吃了个“生生不息”的蛋糕。活动上，她的同事告诉她：“我要离职了。”

这以后，裁员和离职愈加频繁。500人的离职群已经加满，现在有了第二个。群里员工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有补偿？”现在只有一小部分员工拿到。迟迟没有等到的，已经有人准备动用劳动仲裁。

“大家都在等结局，但是你以为你活到了最后一集，却一直是倒数第二集。”一位2018年7月离职的员工说。

2018年9月，《财经》记者从两个独立信源处获悉，滴滴收购ofo的交易快到最后环节，就差双方签字。ofo对供应商放风：“滴滴的钱就在路上。”很可惜，8月24日滴滴顺风车遇害案爆发，案件和后续的监管风暴一波三折，滴滴无暇顾及于此。

供应商的心态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尊重创始人的青春与热血，希望ofo能再站起来；另一方面又觉得在与ofo的合作中，他们步步退让——从开始几页纸的条款增至二十多页，但面对他们因债务陷入的惨淡，ofo态度不真诚。一位联合创始人在供应商沟通会上说：“我们也是第一次创业。”“你第一次创业，和我们要倾家荡产没关系，和全世界都没关系。”一位供应商私下反驳。

在ofo这幕历时三年的兴衰剧中，很多剧中人内心发生了巨大转折。“如果谁要是说ofo不好，我就会很难受，很后悔，甚至有点自责。”硬件部门金叶秋说着说着哭了出来。很多人把ofo今日境遇怪罪到智能锁的颓靡上。

“就算不发钱，我也愿意给ofo干一段时间。”一位90后员工说，但他还是走了，因为忍受不了部门纠缠不清的人事关系。“你可以不叫它ofo，叫of，因为没有车轮子了。它坏了，就是这种感觉。”

经历了空降上司的雷冬雪说，他迟迟不敢确认下一份工作，因为心里带着害怕、恐惧和不确定，担心“这件事会不会又在背叛我”。他说：“我们做得最错的一件事就是不够职业，我们用感情在工作。”

而早期员工夏一檬说，在ofo，450元的差旅费，他为了帮公司省钱，每次只舍得花250元。但在后期见多了贪污、捞钱、谋私利，还混得风生水起，内心不平衡。不管他未来在哪里，都会封闭情感。他正在努力成为一名真正的经理人。

当资本之手越来越熟练，创业者永远是生涩的创业者。在ofo的故事里，包括创始人在内的年轻团队不堪重负，一切都在变形。

在2018年这个雾霾席卷城市、对ofo来说尤为难熬的冬日，有一些片段是温暖的。11月28日，戴威在内部信末尾写道：“只要心中有信念，寒冬和黑暗就无法将我们打倒。”夏一檬说，只要组织需要，他随时都愿意回去。

（为保护信源，本文林春木、夏一檬、金叶秋、雷冬雪均为化名。
本文首刊于2018年12月3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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