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心动的不是民谣与诗,而是那些闪亮有梦的日子
作者 棠城刀客 授权发布
诗意从未远去。
1986年岁末,《星星》创刊30周年,在成都办了一场为期四天的“中国·星星诗歌节”。
万万没想到,这场诗歌节不经意搞成了堪称当时全国之最的追星活动。
此前,《星星》诗刊发起“我喜爱的当代中青年诗人”评选,读者参加投票的信件如雪花般纷至沓来。
1986年“中国·星星诗歌节”最终,北岛、顾城、舒婷、傅天琳、杨牧、李钢、杨炼、叶延滨、江河、叶文福10人上榜。
彼时,北岛已是超级明星,顾城已写出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而舒婷的首部诗集《双桅船》也是抢手的畅销书。
闻讯这些大腕要来成都,诗歌节的热度不断攀升。
当地电视台在每天的新闻联播前,先报告15分钟诗人动态。门票从一张2块钱炒到20块,而当时人们的平均工资只有40块。
朗诵会那天,只能容纳800人的剧场被围得水泄不通,而到场的观众估计有近万人。
六道大门挤坏了五道,椅子被踩坏了几十把,全部窗扇被不断攀爬的人群挤压成碎片。
人们高呼“诗歌万岁”“诗人万岁”,为了防止场面失控,叶延滨在台上向观众鞠了三十几个躬。
但热情如潮水,根本无法遏制。诗人招架不住,只能战术性撤退。
叶文福被观众“捉住”后抬起来往空中抛,脸上又是口红又是鼻涕。被人围住的顾城干脆坐在地上高喊:“反对个人崇拜!”。
北岛躲到后台更衣室桌下,有人推门问,看见北岛了吗?北岛指着后门说,从那边溜走了。
那是中国新诗的黄金年代,全国有2000多家诗社,近百个诗歌流派,以及无数进行诗歌创作的人。
从北国到华南,从东部沿海到西部腹地,但凡有点知名度的文学杂志,每天都能收到几百份诗稿,有的甚至写在废烟盒上。
那些或娟秀或潦草的字迹里,写满了爱与哀愁。
一代人对青春、爱情、理想、生活的率真表达与隐喻独白,徐徐展开。
他们是知识分子、学生、商人、工人、农民,他们真诚、热情、青涩、迷惘,有着大把的精力咏叹人生。
要是有人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这样的刊物上发表一首诗,那么半个月内,他所在的城市,都在谈论这首诗。
大城市的诗会永远人潮涌动。
汪国真的诗集在两年内总印数超过200万册,盗版数量更是上千万,创下了现代诗歌史的纪录。
象牙塔更是诗歌的海洋。
如果在未名湖边随便扔一颗石子,砸中的十有八九是诗人的脑袋。
身居清华园的高晓松,满眼所见都是书包里的诗集、校园诗社以及女生手里写满小诗的书签。
彼时,人们相信诗歌的力量,四周充满着才思和风情,彪悍和温暖。
在颠簸的绿皮火车上、在冰冷的工厂流水线边、在简陋的异乡出租屋里,许多人一遍遍咀嚼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的《回答》、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那个白衣胜雪的年代,那些春风沉醉的夜晚,那些行吟世间的诗句,以灯塔的方式照亮了很多人。
80年代末,诗人洛兵总能在北大看到一出“流动的盛宴”——草坪上坐满了来自北京各高校的学生,他们碴琴赛歌,直到星夜时分。
最热闹的时候有十几拨人,谁能把女生争取得多谁就最牛。
洛兵曾见到有两人唱了一晚上,斗了一百首歌,最后唱不出的那个,当众砸烂了吉他。
白衣飘飘的人群中,宋柯唱着“这五彩的爱情太迷惑,这拥挤的城市太淡漠”,沈庆唱着“青春的花开花谢,让我疲惫却不后悔”,老狼唱着“忧伤开满山岗,等青春散场”。
他们用民谣小调,唱夕阳秋风,也唱夜凉如水,唱蓝色理想,也唱藏在抽屉里的情书。
那些歌声明媚忧伤,那些青春潇洒放浪。
以梦为马的时代,民谣成为诗歌之外,另一股熠熠生辉的文化潮流。
民谣与诗,其实是一体两面,以不同的形式表达相似的东西。
诗不好写,歌词容易一点儿。于是,各种充满青春荷尔蒙又带着朦胧诗意的民谣,就这样从笔端和琴弦流淌而出。
1993年,沈庆一心想把草坪上的校园歌手拉进唱片公司的录音棚。他带着几十首原创歌曲的小样,找到大地唱片的制作人黄小茂。
一年后,有着开宗立派意义的《校园民谣1》横空出世,黄小茂在磁带封面里写下这样一句话:
它生于年轻的生命以及那些年轻的心灵中。它是我的,希望它也是你的。
据说,这张专辑正版卡带卖出70万盒,盗版超过 3000 万盒。
当“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在大街小巷响起时,象牙塔之外的大众深受触动,仿佛看到了镜子中的自己。
民谣歌手与诗人一样,也是青年偶像的高产地。
1995年,老狼登上央视春晚,让《同桌的你》家喻户晓,连农民工兄弟都会哼几句“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
老狼去高校演出,《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必唱曲目,每当唱到“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就有小伙子争着递烟。
那段时间,高晓松打开电视,出现的是老狼的脸,打开收音机,响起的是老狼的声音。
就这样,高晓松与老狼,还有后来的叶蓓、小柯、朴树、水木年华等人,共同构成了人们对校园民谣的记忆锚点。
校园民谣风行的同时,带着都市人情感独白的城市民谣肇始。
当年,长发披肩的艾敬抱着一把吉他,吟唱着“1997快些到吧,八佰伴究竟是什么样”。
专辑《我的1997》发行后引发轰动,央视播放的MV更是深入人心。唱片公司每天收到成麻袋的信,歌迷们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我从你的歌里听到了希望”。
无论是校园,还是城市,民谣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潮流现象,是因为它足够真诚,足够动人。
不同于工业化的流行音乐产品,民谣更像浅唱低吟、未经雕琢的个人独白。
某种意义而言,民谣也是时代的诗,民谣歌手也是时代的诗人。
80、90年代,男生女生谈论的都是诗歌、哲学、民谣、摇滚。
女生看重男生的是无用之用的才华,而不是有房有车有存款。男生更倾慕于气质型女生的风情万种,而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网红脸。
那个年代,人们更多是遵从内心的愿望,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名利并不是衡量个人成功的标准。
只是时间一往无前,那些充溢着浓烈理想情怀的日子,似乎戛然而止。
更大的时代扑面而来,市场经济浪潮之下,“一致向前看”被异化成“一切向钱看”。
世界犹如一台高速运转的“实用主义”机器,唯效率至上,结果至上。
结果就是我们害怕掉队,脚步隆隆。所有人都很忙,忙着升职加薪,忙着买车买房,忙着冲锋陷阵,忙着逢场作戏。
于是我们习惯了996、007,习惯了内卷,在内卷中撕扯,在撕扯中挣扎。
于是我们又喊出了躺平,在躺平中拧巴和分裂,在拧巴和分裂中习惯了精神内耗与中年焦虑。
仿佛沉重的列车在急转弯处,发出巨大的摩擦声,我们侧耳倾听拼命跟上。
硬核的大时代,难以安放柔软。
很长一段时期里,那些泛黄的诗集与起灰的吉他,似乎已难以勾起人们的兴致。即便是追星,年轻人也更关注网红与流量艺人。
当整个社会都在追求“有用”,那些“无用”之事就显得多余而可笑。
有人说,白衣飘飘的诗意年代已经无可挽回地远去了,只剩缅怀与祭奠。
然而并非时代缺乏诗意,只是在操蛋的生活中,太多人丧失了感知诗意的能力。
疫情三年,困厄而漫长,当每个人又重新开始寻找明天的去向,当每个人又重新开始寻找内心深处的治愈力量,以抵抗不安与焦虑。
直到此时,我们才恍然大悟,那些承载纯粹的民谣与诗,其实从未离场。
它们始终是我们心头的一点微光。
2022年12月,音乐旅行纪实节目《边走边唱第二季》在腾讯播出。
视频中,老狼与河乐队在黄山群峰之间,迎风吟唱《恋恋风尘》。弹幕袭来,满屏都是“青春永不散场”。
另一边,《我们民谣2022》在爱奇艺播出,万晓利、张玮玮、小河、钟立风、周云蓬、叶蓓、陈粒、陈鸿宇、谢春花等不同年代的民谣歌手悉数登场。
当黑底白字的歌词投影在舞台上时,很多观众心里一颤,“这波回忆杀太催泪,太治愈”。
同样治愈人心的还有诗歌和写诗的人。
有UP主发起“我在B站写诗”,短时间内评论区贴满了数万首诗;
小红书与专业诗歌刊物合作,发表了多期《小红书诗歌精选》;
快手则为数十万在平台写诗的用户推出诗集;
普通人将写诗视为与自己对话,努力在平淡生活找到单纯的美好。
2022年4月,“北岛作品朗读会”在朋友圈刷屏,50万人拥进直播间,听73岁的北岛读诗。
你会发现,原来诗歌并未谢幕,因为诗意从未远离,反而更受珍惜。
2023新年伊始,“梅见诗歌之夜”在重庆举行。
跨越不同年代的百名诗人齐聚一堂,上到八旬元老,下到00后新锐,他们举梅见月,诗意雅集,他们以酒佐诗,醉问春风。
在过去4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和梅见一起,走过夏的热烈,秋的守成和冬的顽强,为重庆这座城市,为每一个心灵疲惫的人读诗。
100位诗人用100个视频,100首诗歌,100次朗诵,掀起了一股诗歌热潮,全网累计流量突破1500万。
在每一个吟诗饮酒的日与夜,它们直抵内心,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
视频里,李钢、柏桦、梁平、李亚伟、李元胜、李海洲在城市街巷里从容行吟。这些参与过诗歌高光时代的诗人,时隔多年依然深情如海,心存锦绣。
重庆派诗人团阵容
满头白发的李钢,一张口便是山河岁月。
36年前,他是“星星诗歌节”上与北岛、顾城、舒婷齐名的青年诗人。如今年过七旬的他,念起诗来仍澎湃如昨。
这就是诗意的力量。
它帮助我们在压力挫折磨损中找到一丝喘息。
它帮助我们抵挡生活的破碎,与唯唯诺诺的日常。
它帮助我们在纠结、拧巴、撕扯与分裂中挣扎着前行。
它是平凡生活里的英雄梦想。
为什么我们如此怀念民谣与诗?
因为那里面有怦然心动的往昔,有未曾黯淡的清澈目光,有理想主义的勇敢真诚,有闪亮的日子与做梦的少年。
这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力量。当我们重新听到那些熟悉的旋律、熟悉的诗句,向往感与温暖依旧会涌上心头。
只要人类的情感还在,民谣与诗就不会消逝。
那些认真生活,吟唱生命,努力追赶春天的你我和他,本身就是最浪漫的美好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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